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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生存调查:有人买了城市学区房,有人坚持写诗

发布时间:2022-08-05 13:42保险知识 评论

去年,朋友圈刷屏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把外卖小哥这个群体的困境推到了公众面前。近期,第一本聚焦外卖群体的非虚构写作《中国外卖》则像一部纪录片,更加细腻地呈现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与生存的各种悲喜。

谁在送外卖?他们为什么要送外卖?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系统算法”,他们还面临哪些困境?外卖小哥虽然每天都在小区出入,但更多时候他们只在紧闭或者微开的房门后面短暂出现,是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通过近两年的实地采访,与近百位外卖小哥深入交谈,作者杨丽萍试图在《中国外卖》中还原出一件件黄马甲、一个个蓝头盔背后,外卖行业的真实情况,以及一个个鲜活的人的人生经历。

外卖小哥生存调查:有人买了城市学区房,有人坚持写诗


平台把外卖小哥称为“骑士”,但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职业,绝大多数人入行都是为了谋生。统计显示,外卖小哥中75%曾经是贫困人口,如《中国外卖》中的楚学宝、黄远义、胡超超等,46%负有外债,如书中的刘海燕、老曹等。

一场猪瘟下来,黑龙江的刘海燕夫妻养的上百头猪都死了,不仅婚后多年的积蓄全数耗尽,还欠下几十万元外债,夫妻俩没办法只好到深圳打工,最后送起了外卖。这在外卖大军中非常有代表性,美团发布的《2019年就业扶贫报告》和《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平台有25.3万人靠跑单脱贫。“外卖这种劳动改变了小哥们的处境”,杨丽萍说,这句话看起来很空,只有和他们接触后才会有直观感受。在深圳打拼8年,刘海燕夫妻基本把外债还清了,还用跑单攒下的钱开了一家电动车店。能干的老曹甚至在准一线城市杭州买了一室一厅的学区房,杨丽萍采访的外卖小哥中,有两位在做外卖的城市买了房。

外卖小哥生存调查:有人买了城市学区房,有人坚持写诗


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附近送外卖的张伟超,之所以选择干这个,则是觉得既可以为儿子赚救命钱,又相对自由,能照看家庭。他年仅5岁的儿子得了尤文氏肉瘤,一家人从江西到上海租房治病,医疗费用非常昂贵,放疗一次就要6000元,住院期间一共放疗了25次。有个下雨天,张伟超送外卖超时,客人一怒之下取消了订单,他反过来还要被平台罚款50元。雨中的张伟超瞬间全身都软了,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孩子每天三分之一的床位费就这样没了。《中国外卖》中的患者家属,还有妹妹得了白血病的大学生赵盈盈,为了给女儿看病把房子都卖了的戴子……

也有少数人是为了体验生活而送外卖,他们中有寻找灵感的诗人、为脱口秀表演增加素材的白领,还有不安分的横店临时群众演员等等。7月25日,有人把诗人王计兵的诗发到网上后,53岁的他上了微博热搜,一天内有三家出版社找上门想出他的诗集。如果没有几年来风吹雨打中感受到的种种辛酸,王计兵肯定写不出这首被点赞了近8万次的《赶时间的人》: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作家杨丽萍就将目光投向了“逆行者”群体外卖小哥。疫情结束后,她在杭州、嘉兴、上海等地的外卖站点深入调查,前后采访了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卖小哥,完成《中国外卖》,这也是国内第一部聚焦外卖小哥群体的非虚构写作。

杨丽萍在媒体工作近30年,一路从记者做到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在《家庭》杂志工作的经历,让她对小人物的命运尤为关注,先后写出了《生长在心中的向日葵》《快递中国》等作品。

尽管如此,《中国外卖》的采访却是她感到最难的,主要是采访对象各种“不配合”。外卖小哥“像沙丁鱼一样”在城里来去匆匆,他们的时间就是金钱。而杨丽萍的访谈非常细腻,当被追着问诸如“绕来绕去找不到路怎么办”“客户电话打不通会不会被罚款”等问题时,有人觉得是在浪费时间,有人觉得她“很烦”——生活从来就是如此,有什么好说的?

不知被拒绝了多少次后,杨丽萍终于用尊重和共情打动了外卖小哥,有人开始愿意停下来向她敞开心扉,甚至还把她邀请到出租房看他们真实的漂泊生活。为了深切体会外卖小哥的悲欣,她还租电动车跟着他们一起送外卖。正是通过长达两年的深入采访,她才发现,“困”住他们的不仅仅是平台系统算法。“《中国外卖》是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虽然采访和创作非常艰辛,但我觉得很值。”

外卖小哥生存调查:有人买了城市学区房,有人坚持写诗


以下是记者采访并整理的杨丽萍自述。

吃“闭门羹”最多的采访

写《中国外卖》之前,我和朱晓军老师合著过《快递中国》,情不自禁地会关注外卖小哥这一人群,2020年初武汉疫情发生后,大家更加意识到外卖对生活的重要。所以当时《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杨晓升约朱晓军老师再写一部快递小哥生存状况的书,朱老师因为在美国探亲回不来,我自然就接下这个任务。

记得那天是农历大年初三,也是武汉“封城”的第五天,我和被隔离在家里,当时望着窗外寂寥的街巷,偶有外卖和快递小哥骑车匆匆而过,想着正是小哥们冒着生命危险为老百姓和医护人员搭建起一道生活补给线,就觉得他们是平民英雄,“最可爱的人”。

那天我开始打电话采访,但发现之前认识的有些快递小哥改行跑起了外卖,纠结一番后,还是写了他们的故事。写到两万多字时,觉得应该调整角度,放下快递集中改写外卖。因为那时我查到一组数据,“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模突破6500亿元,消费者约4.6亿人,占中国城镇常住人口的53%”。反映快递的作品已有多部,但有关“亲密的陌生人”的外卖小哥,还一部都没有。

要写一本书,过去采访快递小哥时积攒的那些人脉远远不够,我就在媒体和网络上找线索。我当过20多年特稿记者,找到他们也不难,在抖音和今日头条上找到了刘海燕、王涛,通过媒体报道联系上赵盈盈、王建生、李帮勇、阿龙。接下去就是顺藤摸瓜,每次采访完一个小哥,都会问他周围或认识的小哥有没有什么故事,他们也会推荐,所以采访到外卖领域首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宋增光,又通过他找到他的父亲、舅舅和表弟,他们也在做外卖。找到宋北京后,我又采访了他的两个哥哥;找到胡超超后,我采访了“外卖兄弟连”的其他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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