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宜业，何以成都！

公元1172年，在历史上似乎是平平无奇的一年。英国伍斯特修道院的年鉴上，这一年只留下了一句备注：“今年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西南的蜀道上，一位踽踽独行的诗人却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身影。

这一年是宋孝宗乾道八年，浙江绍兴人陆游在南郑（今陕西汉中）抗金前线担任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当时长安已被金人占据，陆游希望北攻长安，收复失地。可惜时局多变，南宋朝廷的对金政策很快保守化，王炎幕府被解散，陆游不得不离开南郑，南下成都。

位于成都崇州的陆游祠是全国唯一一座纪念陆游的专祠。/崇州罨画池博物馆

陆游时年48岁，按宋代士人的平均寿命计算，已经是晚年。他深感报国无门，刚离开南郑时心情沉痛，回首眺望长安，“渭水函关元不远，着鞭无日涕空横”。陆游像李杜一样骑着瘦驴到达剑门关（今四川剑阁东北）时，已是冬天，路上下起了小雨，前方便是成都。他不免感到惆怅和不甘，写下了那首留传千古的《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陆游没想到的是，成都会让他流连忘返，这里的风景、风物、风俗和美食，数百次写进他的诗歌里，《怀成都十韵诗卷》更是传世之作。直接写成都美食的诗歌，陆游就至少写了58篇，乃至于他最后的诗歌总集就起名《剑南诗稿》。

到蜀地去，到成都去

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召唤

入蜀以后，陆游的人生境界大开，开始重新审视官宦政治在其生命中的意义，在江湖与庙堂之间逐渐向江湖亲近。也就是在这里，陆游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放翁”。

放，是放开的放，也是放不开的放。陆游在成都放下了许多执念，却再也放不下成都。对这位爱国诗人而言，身处战乱时代，天府之国的宁静和富足，是他最渴慕的理想社会。所以离开成都以后，陆游提起成都，开口便是“我们四川”如何如何好，“东来坐阅七寒暑，未尝举箸忘吾蜀”，连日常吃饭时也常常忆起四川美食。

像陆游这样热爱蜀地的诗人，还大有人在。唐代的王勃、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白居易、李商隐等，五代至宋代的韦庄、文彦博、黄庭坚、范成大、李曾伯等，都在成都留下了诗词文章，后来才有“自古诗人皆入蜀”的说法。历代诗人出入江南、江北、两湖、两广，同样留下了无数诗篇，却只有“入蜀”成为了中国文学地理的最独特的现象。

天宝二年（743年），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

到蜀地去，到成都去，对诗人来说是一种召唤。原因之一或许是，在李白、杜甫和黄庭坚的诗歌生命中，蜀地尤其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诗，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认为：“韩愈《城南联句》说‘蜀雄李杜拔’，早把李白、杜甫在四川的居住和他们在诗歌里的造诣联系起来；宋代也都以为杜甫和黄庭坚入蜀以后，诗歌就登峰造极。……于是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江西人黄庭坚入蜀以后，诗境也返璞归真，后人认为“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

蜀地和成都能够吸引诗人前赴后继地来旅居，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与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刘勰早在《文心雕龙》里指出，好的诗词歌赋，每每需要有“江山之助”，也就是自然风景越丰富、山川地貌越多样，诗人得到的灵感和触动便越多。蜀地恰恰是中国地貌最独特的地区之一，站在成都闹市的茶楼上，推开窗便能看见，东南边是郁郁葱葱的龙泉山脉，西北则是一排白雪皑皑的雪山，天晴时可看到日照金山的奇景，门口的锦江停泊着来自江南的船只，顺流而下能够一直抵达东吴胜地。于是才有了杜甫那句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这一地理奇观，直到千年后的今天依然令人神往。近年来，一群摄影师在成都拍摄雪山，照片里现代化的楼宇群背后，便是直插云霄的蜀山雪山群，引起网友围观，让成都多了一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的名片。很多人至此才知道，李白诗句“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原来不是夸张手法，而是风景写实。在中国的特大城市里，能够看到雪山的，只有成都。

有一种生活方式叫“在成都发呆，遥望雪山”。/摄影：嘉楠

通过陆游的《入蜀记》，或许更能体会成都给人的视觉震撼。在经过湖北宜昌下牢关沿长江溯流而上时，陆游只见两岸“夹江千峰万嶂，有竞起者，有独拔者，有崩欲压者，有危欲坠者，有横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奇怪不可尽状”，而一抵达成都平原，则景色豁然开朗，山明水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如入桃花源。

作为中国古代最出色的游记作家，陆游离开成都以后，始终对成都念念不忘，“心固未尝一日忘蜀地也”（陆游长子陆子虞的话）。今天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陆游无疑是最早的代言人之一。

如果要给成都味道一个定义

那就是人味儿

诗人留恋成都，大抵是因为这里宜居，在唐宋数百年间，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频繁政权更迭，成都很少卷入其中，多数时候能够独善其身，市井商业得以保持繁荣。

杜甫抵达成都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冬天，安史之乱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加上永王李璘趁乱其事，民变四起，中原地区几乎无一寸安宁之地。而杜甫到成都后却发现，这里街市太平，华屋林立，绿树成荫，人人安居乐业，仿佛盛唐时的都会：“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北宋灭后蜀时，基本上没有破坏成都的城建，成都的城市规模和商品经济发达程度比《清明上河图》里的东京开封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交子——世界上最早正式发行的纸钞——诞生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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