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逼出文明

理财鱼小提示：风险逼出文明

（图源：IC Photo）

【文明的坐标——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陈志武/文

“文明”有两个定义。

作为名词的“文明”，包括两项内涵——“创新”和“秩序”，包括文化、伦理、制度和技术创新。比如，“儒家文明”是自夏商周以来的各种儒家文化、礼制、婚姻、家庭、宗族、社团、经济、政治、技术等创新的集合，是过去陆续推出并被传承的众多创举的有机整体，这些创新作为整体建成中华社会的规则与秩序。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等也是这样。

而作为形容词的“文明”，则是暴力与野蛮的反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可能最早见于《易传·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思是富有内涵、表现光明。到17世纪中后期的清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他说的“文明”不仅与“草味”即“野”相对立，反映社会的造化程度，而更重要的是点出在达到那个状态前需要一个过程，亦即走向造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动态的含义。

这两个定义并不矛盾，贯穿其间的是“规矩与秩序”对于人类为什么在去野蛮化的道路上长久持续迈进，平克综述了几种发展趋势，每种趋势都带来文明化进步：

首先是“和平化过程”（pacification process），即人类从“无政府”部落社会过渡到定居农耕，并在距今5千年前发明国家，由其垄断合法暴力并建立秩序，使一般暴力命案下降近5倍。

二是“文明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这由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欧洲在中世纪后期通过组建国家、发展商业，开启了群体行为及个体心理的炼化历程、包括餐桌礼仪、服饰规矩、待人接物等，这使人们更加鄙视野蛮粗暴，这个商业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使欧洲暴力命案下降了10到50倍。其他社会也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文明化发展，中国早在周朝的《仪礼》、《礼记》和《周礼》中就对餐桌、服饰、待人接物各类礼仪做了规范。

三是“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主要体现在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知识分子呼唤结束奴隶制、终结决斗和酷刑、停止死刑、阻止媒体与书籍渲染暴力；通过小说、绘画、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的持续努力，到19、20世纪，人们对血淋淋残暴不再像以前那样麻木，而是怜悯、同情和不容忍。

四是“长久和平”（long peace）趋势，也就是二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WTO等跨国组织的架构下，结束了基于炮舰的世界无序，代之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带来战争频率与暴力死亡率双降的和平时期，该过程也包括在全球普及的“人权革命”，重新界定并保护个体的自由与权利。

平克对明化变迁的总结非常系统，让读者对人类的长久发展充满希望，但缺陷在于，这些有关文明进程的总结主要是描述现象，因为“和平化过程”、“人道主义革命”、“长久和平”显然是其他动因带来的结果，非文明化“原动力”本身。“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后来因为生存所迫，而被“污染”变坏、变恶；也就是，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创举使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暴力犯罪收益低于成本”、“战争收益低于成本”，那么，即使在观念和认知上清楚“文明”的高尚和“野蛮”的卑劣，一旦生存受到风险冲击，人类还是可能选择野与暴，将人道主义、文明从善、规矩秩序存放于书架上。更本源的文明化创举是什么呢？

以前说到，虽然风险不是导致暴力行为的唯一因素，但至少是核心催化因素。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风险是指可能损害个体福祉的不确定事件，例如生病、旱灾、战争、失业、失恋、情绪，而不确定性表现在风险的发生时间和冲击规模无法事先预知。在人类早期，许多应对风险的创举要么还没发生，要么还发展不够，所以，一旦出现“异常”事件，就可能把人逼上绝路。后来，随着各种创新的不断推出和深化，人类避险能力、赈灾救急以及缓和情绪冲击的手段不断完善，为文明从善价值观奠定了长久基础，让文明化不再是“空中楼阁”。

定居农业与文明的开始

史学家史念海讲到一个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中原人偏爱临水而居，但不是紧挨河边，而是住在离河几百米的台地上。这不好理解，因为如果只是为生产率，亦即饮水用水，古代人应该选择紧挨河边、湖边以节省时间和体力。唯一的解释还是基于风险考虑：离河岸稍高稍远的地方，既方便饮水和农耕，又能防洪避灾（风险），做到收益和风险两不误。进一步的考古证据表明，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升，洪水风险威胁下降，晚期农人居住的台地也往河边靠近。

一个更神奇的发现，即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西北地区，挖出两个考古遗址——苏伟密和聚巴，共有超过1400幅岩画，其中，最早的岩画可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考古人员注意到，在苏伟密的273幅岩画中，52幅画有犬；聚巴的1131幅画中，131幅描绘了犬只。研究者观察到：苏伟密的岩画中，猎人带的狗群规模很大，通常十几只，而聚巴的岩画里猎人一般只带两三只狗。为什么会不同呢？

答案在气候风险上：苏伟密的雨季很短、水源稀少，气温季节性强、风险大，所以，当地人要在短短雨季内猎获足够多动物，也就是单次出猎的成功率必须很高，这就要求多用猎狗包抄；相比之下，聚巴人幸运得多，那里全年水源充足，动物出没不仅频繁，而且季节性波动不大，所以，他们有的是时间去游猎，换言之，两地的气候差别致使生活风险各异，结果是狩猎方式也不同。

那么，如何回答戴蒙德的大问——农人生产率和身高都低于狩猎原始人，人类为何从一万多年前开始陆续发明定居农耕，并且至今还没放弃错误呢？

马川卡基于过去2.2万年全球气候面板数据库的研究，他认为是气候风险的上升逼迫原始人定居下来，发明跨期储存技术（陶罐）和驯化种植。大致两万年前，地轴倾斜度增大，导致各地的冬夏温差上升、跨季降水差增加。从此，在万物不长的冬季，即使原始人从一地迁徙到几十公里之外，也未必能找到食物，“靠天吃饭”的“狩猎采集”生活之风险大增，原始人须必须尝试新技术：定居一地，驯化植物和动物，春夏秋生产食物，同时发明陶罐储藏食物过冬；也就是，通过跨期储藏技术“驯服”风险，提升人类生存力。农业生产方式是气候风险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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