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提高民众生育意愿？专家认为应逐渐改变婚育观

　　拿什么提高民众生育意愿

　　专家认为应逐渐改变适龄主体婚育观家庭观

　　□ 法治日报记者　　赵晨熙

　　“假设政府每个月给生二孩/三孩补贴1000元（自出生后至3岁），你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三孩？”

　　近日，《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调查问卷》中的这一问题引发关注。问卷显示，此次调查是为深入了解3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为政府制定相关生育政策提供支撑。

　　除浙江省卫健委外，海南省卫健委也在近期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查问卷，其中同样涉及政府生育补贴等问题。对此，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各地释放的信号和一些举措来看，当前多地政府已在着手制定生育优化政策来应对生育率下降问题。

　　不过，陆杰华认为，除了生育补贴等“治标”措施外，更重要的是要逐步改变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强化家庭责任和理念。

　　多因素导致生育率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净增长48万，自然增长率0.34‰，人口出生率为7.52‰。而2020年的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全国人口净增长为204万。

　　出生人口下降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陆杰华举例称，对经济而言，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活力和动力；老龄化日益严重则会带来老人抚养难等诸多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煜华指出，人口增长率过低还可能带来很多间接影响，比如少子高龄化的人口结构会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发展；备受关注的教育减负问题也与出生率过低有关，由于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因此会对孩子抱有更高期望，进而不断加大教育投入，频繁补课，增加学生和家长负担。

　　“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折性变化，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出生人口持续走低。”在国家卫生健康委2022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指出，人口出生率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首先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至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年轻人婚育观念的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育龄女子生育意愿也持续走低。

　　此外，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也增加了年轻人的生育顾虑。

　　为应对生育率降低等问题，国家相继推行了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不过，杨金瑞表示，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短期内很难显现明显效果。

　　陆杰华认为，仅靠单纯的三孩政策促进生育率大幅回升不太现实，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持。

　　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

　　在介绍各地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积极出台支持措施时，杨金瑞介绍，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份完口与计生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事实上，浙江省卫健委调查问卷中提及的政府补贴，有些地方已经付诸实践，用“真金白银”解决孩子的“奶粉钱”。

　　2021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了《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其中规定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这也是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

　　除给予育儿补贴外，还有多个地方在“住有所居”方面出台了相应的生育优惠政策。

　　比如，甘肃省临泽县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规定在县城购买房子给予4万元补贴，在各中心集镇购买商品房给予3万元补贴；江苏省海安市发布的购房支持政策中规定，海安市常住居民，子女未满18周岁的二孩、三孩家庭，购房时在市场价格基础上二孩家庭给予200元/平方米、三孩家庭给予400元/平方米的优惠；北京则成为全国首个在公租房分配上出台生育优惠政策的城市，北京市朝阳区在去年9月发布规定，多孩家庭无须经过意向登记、摇号排序等环节，可优先获配公租房。

　　陆杰华认为，不论是生育补贴还是购房优惠，这些优惠政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民众生育意愿起到促进作用。在各地充分实践基础上，如果确有积极效果，未来也可考虑综合各地经验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

　　孙煜华建议，可考虑把地方生育优化政策、效果等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中，以此来促使政府更加重视，给予更多投入。

　　提高生育率须标本兼治

　　目前各省份新修订的计生条例大多把延长产假作为一项重要措施，但在陆杰华看来，鼓励生育应考虑的重中之重是生育对女性职业规划的影响，要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妥善解决育龄妇女后顾之忧。

　　“能否在产假期间保障收入，能否在产假后顺利返回原岗位，未育女性在入职前是否能不受歧视，这些都是职场女性生育面临的最直接问题。”劳动合同法中规定在合同期未满情况下，用人单位不能以女职工怀孕、产假和哺乳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孙煜华认为企业除了要严格守法外，国家也应明确育儿分担机制，生育成本要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

　　“在提高生育率问题上，不能只关注二孩、三孩，要意识到一孩才是生育金字塔的基础。只有让家庭顺利生出、抚养第一个孩子，才能调动他们生育二孩、三孩的积极性，从而遏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下滑的态势。”在陆杰华看来，提高生育意愿须“标本兼治”，除了生育补贴、职业保障这样“治标”的方法，还要“治本”——逐渐改变适婚适育主体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营造良好的生育文化环境。

　　孙煜华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国家要不断强化家庭建设，弘扬“家”文化。当前受多种因素影响，很多年轻人过于强调个人主义，应在宣传方面更多强调家庭价值，鼓励承担家庭责任，逐步转变观念。

　　记者注意到，新型婚育文化建设也出现在近日公布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2022年工作要点》中，其中提出，要以“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为重点，加强对青年婚恋观、家庭观引导，重塑多子女家庭养育文化，淡化教育焦虑，弘扬“孝”“和”家庭价值观，推动构建积极正向的新型婚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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