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乌克兰的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理财鱼小提示：近代乌克兰的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乌克兰，地处欧亚大草原西缘文明的断层线上，诞生于东方和西方的相遇，多个世纪以来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在漫长的岁月中，乌克兰充当了各大帝国的谈判地点以及战场。每个帝国都对乌克兰的土地和财富提出要求，在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群特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同时也帮助塑造了乌克兰独特的边境身份和民族气质。

直到今日，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焦点。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是什么？历史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在下文中，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谢尔希·浦洛基从历史、语言、文学和民间传说等角度讲述了近代乌克兰民族建构的过程。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谢尔希·浦洛基著，曾毅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版。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以反波拿巴为旗帜

“乌克兰还没有灭亡”，这是乌克兰国歌的开头字句。对任何歌曲来说，这样的开头都难称乐观，但这首歌并非唯一一首无法激起乐观情绪的国歌。波兰国歌的开头与此类似，是“波兰还没有灭亡”。波兰国歌歌词作于1797年，而乌克兰国歌歌词作于1862年，因此到底是谁影响了谁，一目了然。这样的悲观主义从何而来？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而言，民族灭亡的观念都来自他们在18世纪晚期的经历，即波兰的被瓜分和哥萨克国的终结。

与其他许多国歌一样，波兰国歌原先是一首进行曲。这首歌为跟随拿破仑·波拿巴——未来的法国皇帝——在意大利征战的波兰军团而作，最初叫作“东布罗夫斯基玛祖卡”，得名自波兰军团的一名指挥官扬·亨里克·东布罗夫斯基。波兰军团中许多军人，包括这位指挥官在内，都曾参加过科希丘什科起义。这首歌作于波兰被瓜分势力摧毁之后，意在鼓舞波兰人的情绪。歌词的第二行就明确表示：“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波兰就不会灭亡。波兰国歌不仅将民族的命运与国家联结在一起，也将它与自视为民族成员的那些人联结在一起，因此不仅让波兰人看到了希望，也让其他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的代表们看到了希望。波兰和乌克兰的新一代爱国者拒绝把上个世纪的悲剧当作对他们民族命运的最终判决。这两个民族的活动家开始宣传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理念：它应该是一个由爱国公民组成的民主政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拥有领土的政权。

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用歌声和枪尖将民族和人民主权的观念传遍整个欧洲。1807年，这位法国皇帝击败了普鲁士，并在普鲁士从瓜分波兰中获得的土地上建立了华沙公国。波兰军团成员们的梦想离实现更近了一步：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祖国复国这一令人激动的前景。1812年，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也群起支持被他们视为解放者的法国侵略军。这一时代波兰首屈一指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其史诗《塔德乌什先生》（Sir Thaddeus）描述了法军进入今天白俄罗斯地区时当地波兰贵族的兴奋之情。这部作品至今仍被波兰学校列为必读篇目（在白俄罗斯则不然）。“光荣已属于我们，”诗中的一名波兰人物说道，“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就会重生。”

画作《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

1815年，15岁的密茨凯维奇在进入维尔纽斯大学学习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亚当·拿破仑·密茨凯维奇。此时波兰人的“我们的共和国重生”的梦想早已被粉碎。拿破仑和东布罗夫斯基以及他们的法军和波兰军团都已从俄罗斯帝国败退。拿破仑侵俄失败一年以后，俄军占领了巴黎，而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但这些努力并非全部白费。决定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命运的维也纳会议（1814—1815）让波兰再次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维也纳会议在拿破仑创建的华沙公国废墟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原被奥地利吞并的土地，建立了波兰王国。这个波兰王国与它的强邻俄罗斯帝国拥有共同的君主，在俄国被称为沙皇国（tsardom），而非王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赐予波兰帝国其他部分无法企及的自治权和特殊待遇。

以帝国统一化和行政司法标准化为标志的叶卡捷琳娜理性时代就此结束，特殊对待的时代又回来了。那些失去了特权的民族都对波兰人满怀羡慕，其中包括前哥萨克国的精英阶层。尽管近代波兰民族主义是在拿破仑的翼护下成长起来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最初兴起时却以反波拿巴为旗帜。在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帝国的报纸第一次开始刊登乌克兰语而非俄语的爱国诗歌。这批诗歌中的一首出现在1807年，题为“啊哈！恶棍杂种波拿巴，你还没有餍足吗？”（“Aha! Have You Grabbed Enough, You Vicious Bastard Bonaparte?”）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拿破仑都激起了当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在波兰人、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用各自的母语表达这些情感的同时，一些乌克兰人决定他们也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在乌克兰以及欧洲其他地区，语言、民间故事、文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历史，都成为构建一种近代民族认同的砖瓦。

乌克兰语与浪漫主义文学

近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就是那些准备拿起武器抵抗拿破仑的乌克兰人中的一员。他出生在前哥萨克国境内的波尔塔瓦地区，自己组建了一支哥萨克部队，加入抵抗拿破仑的斗争中。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名下级官员的儿子，在一所神学院接受教育，曾做过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也曾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军队，在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中作战。1798年，还在军中服役的他出版了其诗作《埃内伊达》（Eneda）的第一部分。这部诗作是基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的模仿之作，其中的主要人物并非希腊人，而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正如人们对真正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期待那样，诗中人物都说乌克兰方言。然而，我们只有在回顾中才能理解这部诗作的语言选择背后的逻辑。在18世纪晚期的乌克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位先驱——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方言创作一部重要诗篇的作者。

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画像。

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尝试发出某种政治声明。实际上，选择模仿文体正表明他是在进行一场语言和主题的游戏，而不是要创作一部高度严肃的作品。很明显，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不乏文学天赋，对时代精神也有精准的把握。18世纪晚期，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将民族国家设想为不仅是一个人民享有主权的政治体，还是一个文化实体，一个等待被民族文艺复兴唤醒的睡美人。在德意志地区，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将语言和文化作为自己对民族的新理解的基础。在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一样：后来被称为民俗学学者的狂热分子们到处搜集民间故事和歌谣，在找不到“好”样本时，就自己创作。在英国，古代吟游诗人莪相的“发现者”詹姆斯·麦克弗森就成功地将爱尔兰民间传说变成了苏格兰的民族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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