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反思海德格尔“作为幻想的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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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罗松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也译作特奥多·阿多尔，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1
无更多的“更多”
阿多诺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评性关注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始终。在被视为其思想萌芽的就职演说“哲学的现实性”中，阿多诺就着重反思了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阿多诺认为，“存在本身的问题”实际上是“最不彻底的问题”，因为它“与空洞的形式原则没有什么不同”，而对“存在”追问的前提则在于“思维绝对适应于存在并与之关联”。（见王凤才译“哲学的现实性”，《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这种与“存在”绝对适应的关于存在的思想在日后《本真性的行话》一书中，便成为了“本真性的行话”。
所谓“行话”（Jargon），通常指某个社会阶层或职业在特定语境中使用的词汇，往往蕴含着超出其自身含义的“更多”（Mehr）。阿多诺在《本真性的行话》中聚焦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一系列关于“存在”的“行话”，如“此在”“本真性”“畏”“向死而在”“本有”等，当然也包括“存在”。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试图单凭这些“行话”揭示出现实的人的生存意义乃至使得“存在”本身如其所是的那样显现。然而，这种超出行话本身的“更多”，“日常语言在此时此地说出来，好像它就是神圣的语言似的”。换言之，被穿上“灵晕外衣”的日常词汇摇身一变而“为哲学普遍概念和理念（如存在的理念）涂上浓墨重彩”。
在主体与客体、概念与非概念物（即无法为概念所统摄的“概念剩余”）的非同一性哲学视域中，阿多诺坚持客体（非概念物）优先性。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章中，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7页)应该说，这种从“现实的人”出发思考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观点也是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思想进行批判的出发点。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将理论批判视为变革社会的力量，从而带有一种内在的回避（乃至逃避）现实的因素，那么阿多诺所批判的以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为代表的现代德意志意识形态，其根本问题在于，在对“存在”的反思与追问中使得思想完全等同于存在。也即，人的生存和实践活动所取决于的物质生活条件被视为“如此存在这般”，被抽象为一种“空洞的形式原则”，最终沦为一种“对存在的虔诚”。阿多诺认为，“在这种行话中，那些有血有肉的、非隐喻的东西的香味，都悄然地被精神化了”。质而言之，本应反思并超越人类生存困境的存在哲学，只不过是一种“故意地将它的日常生活神圣化”的本真性行话。它所蕴含的“更多”，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生存状况别无二致的空洞幻想。
《本真性的黑话》，译者：夏凡，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2
对何为“死亡”的不同意见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意在悬搁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的种种抽象定义，进而让“在世存在”的此在，在领会自身生存状况并通过其生存活动使其自身的存在得以显现：“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总是我的存在。这一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作为这样一种存在的存在者，它已被交托给它自己的存在了。对这种存在者来说，关键全在于（怎样去）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与其他存在者不同，它能够在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上存在，具备“去存在”（zu sein）和“向来我属”（Jemeinigkeit）的存在论特质: “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而“这个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之有所作为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
然而，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分析已然成为一种确证社会现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神话（“本真性的行话”），这种确证集中体现在海德格尔对此在“向死而在”的分析之中。
海德格尔将死亡视为此在最根本的可能性，而“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是无可逾越的。向这种可能性存在使此在领会到，作为生存之最极端的可能性而悬临在它面前的是：放弃自己本身。但这种先行却不像非本真的向死存在那样闪避这种无可逾越之境，而是为这种无可逾越之境而给自身以自由”。此在面对这种“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所展现出的“畏”，使此在在世存在时对于诸多生存可能性做出本真的选择和决断。
在奥斯维辛这一具体历史情境之后思考的阿多诺却认为：“自奥斯维辛以来，害怕死亡意味着，怕死是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见阿多诺《否定辩证法》）海德格尔费尽心力地区分常人的非本真性“怕死”与此在的本真性“畏死”，认为常人所“怕”之“死”不过是在存在者层面上将死亡理解为对象（事件）的“他人之死”，只有此在本真地所“畏”之“死”才能使此在置身于充分展现其生存可能性的自由之境。
对上述本真性行话不遗余力进行“祛魅”的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渲染的此在通过“向死而在”获得本真的生存领会进而做出本真选择最终“给自身以自由”的一整套话术，一方面将人之生存（与死亡）的现实性全部抽离，另一方面将现实的人面对死亡时的无力感与畏惧感超验化为人的生存特质，“正如这种行话所说，痛苦、灾祸和死亡都是应该被接受的”。讽刺的是，在生存论、存在论哲学中勇敢“向死”的此在，却“毫无能力对抗人被贬低为功能集合这个事实”。
在阿多诺看来，以海德格尔生存论、存在论为代表的现代德国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在进行一种“去社会化”的思考。奥斯维辛焚化炉中的囚犯，因为被迫放弃自身的生命而丧失掉任何存在的意义，而幸存者们则只能依照编号来证明自己曾经在集中营存在过，海德格尔所提供的“悲惨的安慰”（“我”因“我”的向死而在而成为本真的“自己”）充其量只能让人沉湎于“最极端的抽象性”的幻想之中，然而终究敌不过一缕青烟或者一个编号。
《本真性的行话》，译者：谢永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
3
成为问题的“过度抽象”
无独有偶，奥地利哲人、奥斯维辛幸存者让·埃默里在《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中也对类似“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抽象的形式化原则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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