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中华”

我自己去日本和去韩国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去日本的时候能很明显感受到那是在日本，但是去到韩国，我就没有很直接地感受到自己来了韩国。当然，人们穿的衣服，脸上画的精致的妆容，街上的招牌，韩国人说话的口音，会让你感觉还是很有韩国特色的。但是看当地建筑的风格气质，无论是古代建筑还是现代建筑，以及名胜古迹门口那些汉字的招牌和对联，你就不觉得自己是离开中国了。大家常说“唐在日本明在韩”，也许是因为目前中国大地上的大部分古迹也就追溯到明朝，所以可能这两个国家在空间感受上的确会非常相似。

图 | 首尔景福宫

2、从时间角度来看，韩国特别像一个慢动作的中国。咱们历史上一个长寿朝代一般是200多年，短命的就是几十年；而韩国大概是咱们两个长寿朝代换它一个朝代。从空间结构上来说，韩国又是一个微缩版的中国。比如我们去到首尔市中心的景福宫，景福宫就相当于韩国的故宫。但是你站在门口，看它城楼的大小，然后你进到里面再看它的宫殿的大小，你会觉得，它的体量放在中国做一个藩王的王府可能也没有办法排在很靠前的位置。不过它整体的空间布局和结构气质倒是很有中国的味道。

3、“韩国”这个概念是相对晚才出现的，往历史上追溯就是朝鲜。历史上的朝鲜，有一个很重要的行事原则就是“事大主义”。所谓“事大主义”倒不是说谁胳膊粗，我就得在背后追随着谁。当时的东亚，不管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的文明形态就是儒家；当然还有佛教，可是佛教也是通过中原传过去的。所以在朝鲜人的概念里，儒家的经典代表着文明的巅峰。所以所谓的“事大”是说，我虽然不在中原，但我又仰慕中原的文明，所以我“事”的不是你的“大”，而你的“文明”，我愿意追随文明，让自己成为一个礼仪之邦，这是它“事大主义”的底层精神动力。在明朝的时候，朝鲜是很典型的事大主义。所以到了明清之变，朝鲜跟日本一样有过一个观念上的重要转型。日本的转型叫“华夷变态论”，朝鲜这边也是一个类似的观念。就是说大明已经被蛮夷给征服了，此时它就不再是中华了，文明的中心转到我这边来了，中华也就转到我这边来了。所以在清朝初期，朝鲜还很积极地要反清复明。它不是像韦小宝一样只是喊一口号，对他来说，它真的觉得自己对于文明有某种担当，所以才会很主动想要反清复明，甚至琢磨过跟郑成功一起联手反清。只不过到后来实在打不过清朝，于是不得不表面上追随清朝，但实际上内心里面它并不真的认可。所以直到清朝后期，朝鲜这边仍然有人在用崇祯年号，用到了崇祯200多年。

图 | 韩国桐溪古宅

4、清代时期的朝鲜，在文明上一直处在一个别扭的阶段。一方面它以小中华自居，但又不得不适应清朝的强大。到了近代，中国和朝鲜同时开始步入近代国际体系的时候，大清和朝鲜还同时面临过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大致在一八七几年的时候，当时大清意识到日本已经起来了，俄国也对远东不怀好意，大清就觉得凭自己的力量很有可能保不住朝鲜。当时在国内已经尝试过的方式就是“以夷制夷”。所以大清就跟朝鲜说，你要跟那些洋人尽可能地建立外交关系，把尽可能多的洋人都引入你的国家内部，让他们彼此掐起来，最后反倒你能够保全自身。于是朝鲜就在大清的指导下，开始跟各种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在海外大清的大使和朝鲜大使彼此关系到底怎么处，这就比较尴尬了。因为大清觉得你朝鲜一个藩属国，你当然没资格跟我平起平坐了，所以你的大使到了驻在国之后，首先得到我们大清的使馆这来磕头，磕完头之后，我们的大使再带着你的大使去见他们国家的头儿递交国书。一开始朝鲜的大使就这么做的，结果把其他国家的人都给搞蒙了。他们就觉得，你朝鲜到底是不是个独立国家？如果你是个独立国家的话，凭什么你要让别人带着你来，如果你不是个独立国家的话，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建交？而如果不用大清的大使带着去见对方外交部长的话，对于大清大使来说，朝鲜居然可以跟我平起平坐，这又难以接受。实际上这种尴尬的本质，就是传统朝贡体系面对近代主权国家体系的时候，早晚会崩溃的命运。

5、在清末的时候，朝鲜也想要去寻找和大清的某种平等关系。依照过去的天下观念，只有中原的统治者才能叫皇帝，周边的那些都只能称王，所以朝鲜只能是个国王。但到了1894年，甲午海战大清被日本给打败了，《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日本要求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到这会儿整个东亚的朝贡体系就彻底天崩地解了。于是就有了朝鲜国王在1897年称帝。他称帝的时候，当然内部有很多人是赞同的，认为我们应该和大清有对等的身份。但与此同时，内部还是有一批人很反对称帝，他们就是在“事大主义”的思路之下，坚定地认为朝鲜应该按照儒家文化的天下理念来行事。这批士大夫坚定地认为，天下只能有一个皇帝，皇帝就在中原，如果你不入主中原，你自己称帝，这就是伪帝。到后来，日本人又开始欺压朝鲜，于是就有一批士大夫组织反抗。我读到当时有一个朝鲜士大夫叫崔益铉，他也是一个在朝鲜很有名的大儒，眼看日本人要欺负朝鲜，他就到乡下去组织民兵反抗日本，最后失败了。失败的时候他还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叫做“万死不贪秦富贵，一生长读鲁春秋”。现在的日本就像暴秦一样强大，但是就算你把我打败了，你统一了天下，你仍然是个暴君，我就算万死也会不贪图你的富贵；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鲁国的《春秋》就是用来为天下立规矩的，孔子就是大立法者，我一生要奉行的是孔子的天下大道。能写出这种话的绝对是顶级士大夫，不愧是小中华。

图 | 崔益铉画像

6、上期谈到日本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民族，但它的形式还是有一个东西来支撑的，就是“和魂洋才”的“和魂”，他用“和魂”来定义“我是谁”，也就是说，它通过和魂找到自己的精神主体性。中国主要通过儒教来找自己的精神主体性，但朝鲜这边就比较麻烦。首先它没有类似“和魂”的东西，如果仍然用儒家来找自己的主体性的话，朝鲜就应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这又不可能。他又想要寻找到自己的精神主体性，可又找不到他所需要的精神资源，所以就有一个很意思的结果，就是在现在的韩国，它基督教化的程度是东亚三国里面最高的。这有可能是因为，它在传统文化里找不到自己的精神主体性，又不像日本有一个“和魂”，就只好寻找另外一个东西。因为所谓的精神主体性，首要的目标就是把我跟你区分开，只要找到这种差异性的标识，证明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谁”这东西就好建立了。所以它既然内向地找不到太多精神内核，它就只好向外去寻找，向外当时看上去最文明的就是基督教，所以它的基督教化的程度是东亚三国里面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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