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界为何屡屡发生明目张胆的抄袭？(2)

另一种基础创作手法是借鉴，一些艺术创作者对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学习和参考，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保留一些他人创作的元素，比如构图、色彩、题材或者风格，刘玥介绍，“这不是一笔一划模仿，而是阅尽千家后，创作者形成独特的创作欲望和表达，借用看到的构图、色彩等，完成自己的创作。”

他提到，借鉴在司法判定上争议比较大。非艺术专业大众可能会将借鉴作品误解为抄袭，这需要根据每个作品的客观事实判断。一个相对简单的考量维度是看借鉴比例，如果一个作品跟原作品的造型、线条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则大概率是抄袭。

刘玥强调，每个案子都不同，在司法实践中，没有量化标准。从专业角度来说，近似的数值比例是参考因素。比如说一个构成对独创性作品的借用，即使与原作相似度占比超过百分之八九十，甚至是100%相似，有时候也不会被认为是抄袭。

当代艺术语境下，许多经典作品会采用挪用等方式，直接使用现成物品、现成图像和现有作品进行艺术创作。1919年，知名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用铅笔在达芬奇著名画作《蒙娜丽莎》的印刷品上勾画了两撇胡子，表达对艺术的反叛，是最早艺术界挪用的代表之一。

挪用曾引发艺术圈对的争议，但至今已达成某种共识。挪用有明确使用规范，一般挪用的作品为世人熟知，创作者从不避讳承认自己是挪用。此外，创作者要表达出批判、怀疑或者反思等态度。如果缺少这些要素，也可能会涉嫌抄袭。

此外，刘玥也指出，艺术界长期存在抄袭，与艺术家对知识产权的认知欠缺有关。刘玥注意到，一些创作者不认为抄前人、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有问题，或者抱着侥幸心理，还有一些人受到商业利益驱动，抄袭的作品可能会卖出几万甚至上百万元的高价，被判为抄袭后，赔偿的金额或只有十几万元，低于获利所得，因而更愿意铤而走险。

多位律师呼吁被侵权的艺术家要敢于维权。过去近20年，陈强安注意到，艺术创作者不重视著作维权，即便有人重视，从取证到一审、二审过程往往长达一两年，最终胜诉后，可能获得赔偿的数额极低。陈强安认为，2021年，新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大幅提升了侵权违法成本，将法定赔偿额的上限由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有利于创作者的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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