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要陷落于身外的“豪语”
鲁迅在景云里寓所。1928年3月16日
在鲁迅笔下，现代名教有种种赋形。“奴才”们打着“鲜明好看的旗子”行私利己，“做戏的虚无党”标举“好看的假面具”、“甜腻的话头”。又比如“招牌”：“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人们都满足于挂“招牌”，以为到此为止即可，“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多少伟大的招牌，去年以来，在文摊上都挂过了，但不到一年，便以变相和无物，自己告发了全盘的欺骗”，“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正是在“招牌”林立中，任何主义、学说、思潮进入中国“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甚至“连名目也奄奄一息”。
为了对抗“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鲁迅每每主张宣传“常识”，而文化界、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在轻视常识的同时沉迷于超越常识以上的“豪语”，“豪语”遮天蔽日，让人无法自拔。第一章中曾述及名教危害在于将个人从具体的现实环境中抽拔出来，沉迷于“豪语”“大词”等制造的幻梦中，正是这个意思。所以鲁迅劝告世人与其陷落于身外的“豪语”，不如固守基本常识与个人诚实的感觉，并且以为自己的文章不过就是“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
正是在上述“旗子”“面具”“话头”“招牌”“豪语”等的作用下，名实不符者有之，以名掩实者有之，“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挂了招牌，而无货色”。鲁迅感觉置身中国就恍如跌入“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
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中国的“名”（口号、标语、说辞、主义等）往往游离于想和做的实际之外，自行扩张，不受实际制约，“文字游戏国”根本上就是“名教之国”，其国民丧失了“信”，说的人固然无信，听的人也不信，清醒地知道虚伪却仍然维持，大家都只是“做戏”“游戏”，没有人如《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跳出来破坏游戏规则。“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不幸连青年也堕入此道：“青年好游戏，请游戏罢。其实中国何尝有真正的党徒，随风转舵。”在“名教之国”里，“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盗名”“借名”者蜂起，“假名”“空名”“乱名”随即泛滥成灾。
使人们对一切“名”失去信心的，恰恰是名教；在名教时代中，恰恰没有“发生”“容纳”新“名”的可能。鲁迅沉痛地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
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是说中国不具备接受新“名”的基本条件，“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第二，更可怕的是，“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这种使得“名”变质、腐化的力量，鲁迅称之为“染缸”的法力：“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它有种种发挥、污染的途径：比如宣布“古已有之”，“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这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说到底是不敢直面、接受新“名”而变相抵拒的卑怯态度。再比如取其“名”而变其“实”，《阿Q 正传》中赵秀才襟上挂一块“柿油党的顶子”，洋洋得意自命时髦，骨子里却还是腐朽旧思想。
1935年鲁迅摄于大陆新村寓所附近
名教卫士当道，名教风行天下。“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在这样险恶的名教时代中，鲁迅“知人论世”自有其特殊的战法。总体而言，与“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虚有其名，不求实际”的“崇名”思维相对，鲁迅的“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进化论发生转变，一般看法认为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鲁迅自己的解释是：“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可见，思维调整的首要条件是客观事实的变化，这是鲁迅“求实”思维的体现，即以客观事实为起点，亦以客观事实为终点，在思维过程中始终以客观存在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鲁迅往往用各种形象化的描述来凸显其“求实”思维的闪光点。
比如“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鲁迅“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总要质问“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这就是在等待“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的考验。
还有“推背图”，“从反面来推测”，于是发现，“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写着“吃人”，“正人君子”实为“盗贼”，“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
再有“揭穿假面”。“假面”往往冠冕堂皇，以种种“美名”作装饰来扭曲实际，鲁迅说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猛士如入无物之阵，“无所用其力”，因为中国社会到处充斥着“假面”：“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所以鲁迅针锋相对，“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拔”，“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即破名求实，打破“假面”“美名”的障蔽和“瞒与骗”的迷梦，看清社会、人生的本来面目，撕掉一切名教说辞织成的、将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帷幕。鲁迅自称“我是喜欢萧的”，因为萧伯纳“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鲁迅是“爱夜的人”，“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可以“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暗夜里，“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都无法再充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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