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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陈达飞丨滞胀接力:货币是始作俑者,石油是最后一棒

发布时间:2021-06-21 20:53原创专题 评论

 邵宇、陈达飞丨滞胀接力:货币是始作俑者,石油是最后一棒

从1951年到1979年,美联储经历了三位主席:马丁、伯恩斯和米勒。马丁是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米勒最短,伯恩斯的任期贯穿于70年代的大滞胀。

马丁被认为是美联储现代性的奠基者(黑泽尔,2017)。他采用“逆风而行”的操作规则,注重央行和政策的可信度,以短期利率为工具,以稳定物价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与真实票据原则不同,马丁的焦点从资产价格转移到了商品价格,其思想的守旧之处,是认为物价有涨必有跌,防通胀的同时,也是在防通缩。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国CPI同比增长围绕2%小幅波动,只在1957-1958年间略超3%。

马丁任期的前十五年,可以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

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约翰逊接任总统,将战后激进主义思潮推上顶峰,为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融资成为政府的首要事项。政治诉求与经济学主流思潮不谋而合。凯恩斯主义已经占据美国主流经济学阵地,凯恩斯主义者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财政部和美联储等重要经济部门都有任职。

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收紧货币政策只会加剧失业,不会降低通胀。他们要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4%以上,将失业率维持在4.5%以下。

在任期的最后5年,马丁承受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明显增强,“协议”之后建立的原则一步一步地被突破,收紧货币政策的决定一次一次地遭到总统与国会的反对。即使在美联储内部,马丁也很难争取到支持者。

1965年,马丁担心越南战争会增加政府赤字,政府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信用膨胀,所以希望提前加息,预防通胀。在10月FOMC会议上,马丁的加息提议并未获得多数票,直到11月,才以4:3微弱优势提高了贴现率,并一直保持到1967年二季度。

1966年初,CPI同比增速在突破2%,而后加速攀升。在等待政府增提案的过程中,马丁一次一次地做出妥协,推迟加息。到11月份,整体与核心CPI增速分别达到了3.8%和3.6%。经济短暂的走弱之后,1967年8月,约翰逊终于向国会提交了增税10%的提案,美联储再一次延迟加息。年底开始,通胀抬头,至1970年初超过6%。

1968年末,随着失业率下降到3.4%,马丁开始紧缩货币,并维持到了1969年。经济应声走弱,GDP增速在1968年2季度触顶后一路下行,1970年4季度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1969年的3.5%提高到1970年底的6.1%(图1)。这就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的观点,降低通胀的代价是增加失业。

图1:从大缓和到大滞胀数据来源:美联储,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邵宇、陈达飞丨滞胀接力:货币是始作俑者,石油是最后一棒

数据来源:美联储,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由尼克松提名的伯恩斯接替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两人风格迥异。马丁是保守派。伯恩斯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却认同凯恩斯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物价上涨不是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充分就业,应该依靠财政和收入政策(比如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管理总需求,进而稳定物价。

经验上,“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通胀与失业的负相关关系是当时经济决策的依据。FOMC内部的主流观点也认为,只要产出缺口为负,或失业率高于4.5%,宽松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引发(或加剧)通货膨胀。在价格黏性的假设条件下,美联储增加了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

伯恩斯上任后,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进程。伯恩斯希望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的支持,换取工资-物价控制对稳定物价的支持。

1971年8月,在关闭黄金窗口的同时,尼克松也实施了工资和物价管制,即所谓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是为其90天的工资-物价冻结,第二阶段是建立生活成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物价委员会设定的年物价增长率为2.5%,薪酬委员会设定的年工资增长率为5.5%,其中3%的差距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且,覆盖面广泛,执行严格。如此,伯恩斯也就不用再担心通货膨胀了。

新经济政策在抗通胀方面获得了“表面上的成功”,被忽视的是货币增速的下行在1969年底就开始,究其原因,包括:马丁任期的最后两年收紧了货币政策;“Q条例”下的金融脱媒;利差和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资金外流。当时M1增速的目标区间是4.5%-6.5%,但1969年11月到1970年8月却一直运行在4.5%以下,低点仅2.86%。货币数量对物价的传导有12-18个月左右的时滞,1970-1972年开始的反通胀(disinflation)不仅仅是工资-物价管制的功劳。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

M1增速不达预期,导致伯恩斯与白宫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1970年秋国会选举失利后,尼克松政府更急切地期待货币政策的扩张。1970年开始,FOMC稳步下调利率,到1972年,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分别下降了1.5和6个百分点。到1972年,M1和M2增速分别达到了8.4%和12.8%,为60年代以来的峰值。伯恩斯仍然反对加息,毕竟通胀只是略超过3%。政府物价管制也逐步放松。

1973年初,通胀再次抬头。价格管制法案4月到期。伯恩斯建议尼克松扩大价格管制范围,要求对所有价格、利润和利率实施冻结。由于经济回暖,价格管制不仅没有控制住物价,反而制造了短缺,推动物价进一步上行。10月石油危机爆发之前,美国CPI增速已经达到7.4%。1974年4月,国会任由价格管制法案到期,通胀率在年底突破12%。伯恩斯仍然不认为货币政策应该为通货膨胀负责,转而无端指责财政赤字。这是因为,在工资和利润管制情况下,成本推动假说不攻自破。

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被迫辞职。1974年8月9日,福特就任总统。秋季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丢了了众议院中的48个席位,参议院中的5个席位,两党斗争白热化。福特执政时,美国通胀仍在加速,抗击通胀是首要任务。鉴于物价控制导致了供给端的短缺,福特表示不再使用工资和物价控制政策。美联储虽然也将货币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了通胀上,但仍然认为,财政赤字才是根源。时任CEA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美联储为防止信用紧缩而购买了大量的政府证券,所以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才是通胀的源头。

实际上,除了通过回购协议持有的政府证券有显著提升,美联储并未明显扩表。准备金的上涨,也一直延续着60年代的趋势。由此可见,货币的扩张,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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