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女的尽头是考编？
26岁的栗宝终于“上岸”了。
这位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在工作3年之后，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公务员。但几乎所有人在听闻她的录取单位后，都露出了迷惑不解的表情。
她考上的，是山东某三线城市的老干部局。用她在考试前参加的考公辅导班老师的话说，这是一份可以“直接退休”的工作。老师在辅导班的工作是兼职，主业还在体制内，对系统很了解。
栗宝的感觉也有些复杂。
2019年，她从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在这个被称为华语传媒“黄埔军校”的地方，她研究过粤港澳大湾区的新移民，还拿到过广东省挑战杯的二等奖。毕业后的第一年，她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干内容运营，参与策划的活动，多次冲上过微博热搜。
然而，在未来，她的主要工作，将变成给区里的老干部们起草关于退休福利的通知。
真正上岸之前，她顾不上仔细思考每一个岗位对应的生活是什么滋味。如同多数漂泊在海浪中而精疲力尽的人，海岸就是最重要的救赎，至于其他事情，等上岸再说。
自打在2020年决定考公上岸，大大小小的考试，栗宝参加了二三十场。多数时候是辛苦和紧张的，去年，她独自从山东去天津考试。考试前一天晚上11点，她还在酒店的会议室里上面试课。第二天早晨6点起床，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时候，她还在背题。
但那场考试，栗宝最终还是没能通过。
轻松的感觉，是从栗宝报考那个老干部局岗位之后开始的。1：3的录取比例，她很有信心。之前的好几场考试，她的分数都很高，只是因为报考了热门岗位才落榜。
“退休”的岗位就好多了。胜券在握的感觉让她提前放松了，还在辅导班的时候，下课之后，宿舍其他同学都忙着点灯熬油，栗宝不是打游戏，就是刷短视频。
就这样，她轻轻松松去参加了考试，又轻轻松松查到了最终成绩。
她记得那是2月的一个早上，官网从9点开始公布分数，但她睡到10点才慢悠悠起床，一手拿着面包片，一手端着水杯，坐到了电脑前，等待开机的时间里，不慌不忙咬着面包片。
“第一”，她冲着在身在客厅的父母喊了一句，继续吃完了面包。
“好。”父亲的声音传来，栗宝探出头一看，他还在继续拖地。沮丧和失望从她心底一闪而过，在父母眼里，她的优秀似乎是理所当然。上次去天津的面试失败后，她听到父母跟邻居压低了声音讨论，提了一嘴，“她怎么这么不行呀？”
她最终用成绩回击了。即使只是老干部局的文员工作，但在父母的价值观里，这就是成功。
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林木，也在“上岸”过程中感受了类似的情绪暗流。
她考了两年博士，以一种偷偷摸摸的状态。
林木的研究生就读于英国莱斯特大学，那是一所世界排名前200的学校。因为学校排名靠前，她原本可以回老家太原，直接参加当地高校的教师面试，但她放弃了。她学的是编剧，而太原是一个重工业城市，气场不合。
她最终去了更有活力的成都，不过，仅仅工作半年就辞职了，专心备考四川大学的博士。她意识到，高校教师确实是份好工作，但没了应届生的身份，再想进入高校，考博成了唯一的途径。
这样的反复不仅让林木觉得丢人，父母也很尴尬。对外保密，成了一家三口的默契。2022年元旦，林木的表姐来成都玩，她提前2天就到了，但林木谎称自己还在上班，只能元旦再见面。
那场陪玩，林木做足了“编剧”的工作。
站在春熙路的火锅店门口排长队时，她详细地向表姐“介绍”自己的工作内容：最近做了什么节目，办公室里的同事怎么样。听着自己编织的流畅故事，林木觉得自己没白学编剧。
走出火锅店的时候，林木想起刚去英国的时候，她经常在下课回家的路上跟表姐电话聊天。有一次她提到：“如果我家更有钱一点，能没压力的负担你的费用，我好希望咱们能一起来英国读书。”
现在她想问问表姐，自己出国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02、落差
“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当林木意识到这样的现实时，进高校当老师，就从父母的心愿变成了她的心愿。她太熟悉学校的生活了。过去20年里，她的生活就是以学校为圆心，不断转圈：父母是老师，她从小生活在教师家属院。读中学的时候，班主任就住在林木家边上，放学路上，她常常碰到下班回家的老师，然后一路紧绷着神经和老师回家。
逃到外边世界的想法，在转圈的过程中逐渐滋长。
林木在成都的第一份工作，是月薪4000元的短视频编导。但她每月房租就要2000元，于是，父母每月要接济她3000元。相比穷困，年轻人更怕没希望。林木很快发现，她的岗位虽然是编剧，但从写到拍再到剪辑，全流程只有她一个人。
有时候，她一天要写五个剧本，交给主管审核。而她的剧本是全公司审核最慢的。
在一个反映年轻人佛系的剧本中，林木曾经设定了一个结尾：两个年轻人坐在凳子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等人。那是对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等待戈多》的模仿。剧本是中午交上去的，一直到晚上主管才回复：把引导用户关注账号的信息融进两个人的台词里。
林木没有抗争。她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
下班后，她一边加班改剧本，一边忍不住叹气。坐在旁边的同事悄悄告诉她，“你下次提交的时候加一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下午就去拍了，这样就不用被拖着了。” 但林木还是很快辞职了——在她得知同事们压根没人是编剧相关专业出身，甚至有人连大学都没上过之后。
巨大的落差感将她击中。
为了学编剧，林木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学费是30万，加上住宿费和生活费，父母为她支付的成本接近80万。结果却换来这样一份处处不如意的工作。考博重新回到校园，成为那枚“重启”开关。
23岁的杨杨也发现，现代职场对文科女的接纳度，比她想象的要差很多——一组她未必知道的数据是，高学历女生集中的人文社科相关专业，就业率低下，薪资待遇远远不如理工科。据2019年麦克斯数据，毕业半年后收入最低的前10名专业中，有8个是文科。
也就是说，在教育中受益的文科女生，很难将优异的学历资本兑换成现实中一份可靠的收入。
杨杨毕业于一所 985 院校的宗教学专业。在大学教育中，她习惯了以“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逻辑去看待事物。毕业后，她也保持着反思，期待寻找到工作的意义感。
这些思考落到现实，最终却变成了北京一份8000元月薪的纪录片策划工作。关于“意义”的答案，在其中也越发模糊——最近半年，公司业务转向电商，杨杨的工作也越来越偏向电商文案。2个月后，因为不能适应岗位要求，她被公司辞退了。
“大众消费的文案我确实写不了，那不是我的思考方式。”被辞退的那晚，杨杨坐在客厅地板上灌着啤酒，一边打着视频和男朋友解释，“比如他们让我刺激用户趁低价囤货，但我们都知道，电商平台天天都是最低价。”
“你们文科女真是，能把失业说得这么好听，却不能靠饱胀的自我意识给自己找份工作。”
视频中，男朋友打趣完杨杨，接着催促她抓紧时间准备考编。这是他们最近两年反复提及的话题。一个不断催，一个不断拖，有一次两人的电话争吵从晚上10点进行到凌晨2点，男女之情差点让位给“督导关系”。
这一次，杨杨打算妥协。她很快设定了考编的目标：武汉宗教协会。因为男朋友在武汉，对于宗教专业的毕业生，这座中部城市可提供的对口岗位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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