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美联储加息落地，这次有何不同？

· 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背景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似，均面临前期货币政策长期宽松、局部战争爆发导致石油价格攀升以及通胀压力大幅走高等问题，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本次美联储选择收紧货币政策正当其时

· 本轮美联储加息节奏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同，本次美联储面临更为严峻的债务杠杆以及资产泡沫压力，如果强势加息或令经济陷入硬着陆风险，同时考虑到俄乌战争加剧市场紧张情绪以及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美联储采取较为温和的加息策略

· 美联储以首次温和加息25个BP的方式正式开启本轮加息模式，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加息；超过75%的官员预计今年将再加息6次，明年或将再加息3次，预计5月将开始缩表，但不会通过主动抛售来强势回收流动性，以保障经济和就业的稳定

·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主要通过货币供给传导、信贷成本传导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传导三种路径实现，本轮美联储加息很难在短期内通过第一条路径抑制通胀，更多是通过第二、三条路径直接抬升信贷成本以及加速国际热钱流动，进一步加剧全球资本市场的短期波动

· 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全球主要央行起到锚定作用，预计在本次美联储正式加息以后，将会有更多的央行加入加息浪潮，对部分外债压力较大或偿付能力不足的新兴经济体，美联储加息或加剧其债务违约风险

● 前文回顾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化的背景下，我们推出《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风险系列研究》，通过把握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转向节点、探究多国央行加息的开启逻辑以及剖析加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来深度研究本轮货币政策周期调整所带来的风险与机遇。我们在《宽松政策退出风险系列研究第二篇：通胀压力之下全球多国开启加息步伐》中综合考量不同国家货币政策的转向节奏，认为美联储基于自身经济指标转好以及变异毒株可能影响较小等因素考量，会继续保持原有节奏甚至加快加息步伐，以上分析目前已基本得到事实验证。

当地时间2022年3月16日，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投票后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25个BP至0.25%-0.50%，这是美联储自2018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预计在今年仍将有6次加息，明年在此基础上可能再加息3次，此外美联储暗示最快今年5月开始缩减负债表的规模（“缩表”）。为此，我们推出《宽松政策退出风险系列研究第三篇：美联储加息落地，这次有何不同？》，通过对比具有相似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联储加息，来分析本轮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力度、传导路径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 正文内容

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背景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似，均面临前期货币政策长期宽松、局部战争爆发导致石油价格攀升以及通胀压力大幅走高等问题，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本次美联储选择收紧货币政策正当其时

1970年以来，美国经历了多轮货币政策调整周期，其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联储加息周期与当前情况较为相似。一方面，70年代初美联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将联邦基金利率长期下调至2%-3%区间，导致美元流动性过剩，1972年美国M2相当于GDP的比值上升至62.8%，较1969年未开启货币宽松时上涨约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1973年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1]，随着战争进一步发酵，中东石油生产商切断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石油供给，导致全球石油供不应求，国际油价从每桶不到3美元上涨到接近12美元，触发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再者，1979年2月伊朗停止输出石油60天，致使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同年的伊朗“人质危机[2]”和次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再度推动国际油价走高。油价高企使得成本飙升以及通胀走高，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的风险，1980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速下探至-1.6%，通货膨胀率则大幅飙升至12.9%，美国经济陷入严重的“滞胀”危机。

本轮美联储的加息背景也主要是基于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能源价格上涨。一方面，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主要国家通过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释放出空前流动性，流动性进入股市、地产以及商品市场并推高通胀走高。美国M2供应量由15.4万亿美元（2020年2月）飙升至21.7万亿美元（2022年1月），短短两年间涨幅超过40%。另一方面，俄乌战争爆发成为扰动全球经济的黑天鹅事件，再加上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前所未有的制裁举措，涉及金融、能源以及军事在内的多个核心领域，不仅加剧了国际能源、粮食、工业原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还加剧了多国股票市场波动，导致通胀压力和战争恐慌情绪在全球蔓延，2022年2月美国CPI增幅接近8%，创近40年以来新高。整体看，美联储这两轮加息均面临前期货币政策长期宽松、局部战争爆发导致石油价格攀升以及通胀压力大幅走高等问题，在相似的时代背景下，本次美联储选择收紧货币政策正当其时。

本轮美联储加息节奏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同，本次美联储面临更为严峻的债务杠杆以及资产泡沫压力，如果强势加息或令经济陷入硬着陆风险，同时考虑到俄乌战争加剧市场紧张情绪以及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美联储采取较为温和的加息策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背景下，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开启了强硬的货币紧缩之路。一是美联储扩大银行准备金缴纳范围，起到降低货币乘数以及收缩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作用，1980年美国M2相当于GDP的比值回落至56.2%，逐步实现了M2增速与经济增速相一致的目标；二是美联储提升基准利率，将联邦基金利率由7.65%（1980年8月）多次上调至22.00%（1981年7月），涨幅高达1,435个BP，密集且急速的强势收紧货币政策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三是严格控制资产负债表规模，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联储信贷资产规模相当于GDP的比重在4.5%-6.0%之间窄幅波动，绝对规模不超过1,600亿美元，起到防止美联储信用无序扩张的作用；四是美联储启动“特别信贷限制计划”，禁止银行进行投机性贷款，有助于降低信贷扩张速度。在沃尔克强势的货币紧缩政策下，美国自1983年起经济逐步走出“滞胀”，一季度通货膨胀率下降至4%以内，实际GDP增速也转为正增长（1.4%）。

虽然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3月3日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半年度听证时承诺，美联储会不惜一切稳定物价，但鲍威尔与沃尔克的加息节奏存在显著差异。一是鲍威尔面临更加严峻的高债务杠杆。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主要是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宏观杠杆率变化不大，截至1979年6月末（首次加息时间），美国宏观杠杆率为135.2%，较1973年9月末（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前夕）仅上升了0.6个百分点；但美国在疫情后采取空前的经济刺激方案，令美国的宏观杠杆率上升至276.3%（截至2021年9月末），较疫情爆发前（2019年末）跳升了25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部分杠杆率也由78.8%（截至2009年末）上涨37.9个百分点至116.7%（截至2021年9月末）。在宏观杠杆激增的背景下，提高基准利率将增大居民、企业以及政府的债务偿付压力，进一步对消费以及投资造成阻碍，因此鲍威尔的加息空间远低于沃尔克。二是鲍威尔面临更加严重的资产泡沫。2022年末美国OFHEO房屋价格指数攀升至557.7，较1975年末增长近8倍；2021年12月房屋价格指数涨幅达到17.9%，创1975年有数据统计以来的最大涨幅。此外，2021年美国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重超过200%，按照巴菲特估值指标[3]来看，美国股市处于严重泡沫阶段，而1975年该指标仅不足40%。因此，鲍威尔加息将面临更大的资产泡沫破裂风险，如果强势加息或令经济陷入硬着陆风险。三是本次通胀受到全球产业链紧张的影响。沃尔克时期的通胀主要是流动性过剩叠加能源成本推动型通胀，但本次鲍威尔面临的还有全球供应链紧张问题，受新冠疫情停工停产以及俄乌战争影响，部分产业链中断（如芯片短缺导致汽车供不应求）导致价格商品上涨，即便加息也很难缓解产业链压力。四是鲍威尔加息的时间节点更为敏感。沃尔克时期强势加息是基于多次中东战争以及石油危机的螺旋式影响，通胀压力已经突破10%，而经济增速也受到成本走高的反噬而陷入衰退；本轮加息开启时间与俄乌战争爆发时间较为接近，尤其是在市场情绪紧张以及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的背景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相比而言采取首次加息25个BP的温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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