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中国经济迈向常态化将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作者毛振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创始人，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1年中期）上的发言。

　　讨论中国经济是否迈向常态化，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运行是否实现了常态化，也就是经济增速是否回归到了5-6％的常态水平，这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一个评价标准；二是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回归常态化水平。什么叫经济政策常态化？我有个观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式，即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其又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第二种是以防风险为主、兼顾稳增长，三是稳增长与防风险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那么，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讨论宏观政策的常态化，应该是具体向哪一种表现形式迈进呢？我认为，应该是向第一种迈进，因为2020年在疫情的冲击下，我国采取了超常规的稳增长政策，随着经济的修复，应该逐步向常态化的稳增长政策回归，并兼顾防风险。

　　以上述两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和政策是否已经回归了常态化？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还存在不确定性。以下我就从五个维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从新冠疫情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尚未恢复常态。当前，全球疫苗接种较为顺利，主要发达国家以及我国的每百人接种率均超过了70剂次，英美已经在100剂次左右。考虑到多数新冠疫苗需要接种两剂次，因此多数国家仍未达到全面免疫的水平，疫苗发挥保障作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不可否认，疫苗的推广对控制疫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印度等地出现的变种病毒加大了疫情防控难度，但我相信，目前全球各地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疫情防控能力。综合来看，疫情虽然仍未得到全面遏制，未来演化存在不确定性，新冠病毒有可能像流感一样与人类长期共存，但可以确定的是，全球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处于向常态化回归的过程中。

　　第二，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看，大国博弈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即美国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2018年，在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的背景下，我国宏观政策从防风险为主转向“六稳”即是一个重要例子。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时期那种激进的、极限施压式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在部分领域也与我国有了一些合作，但合作效果尚不明显。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建制派的拜登政府注重修复与美国传统盟友的关系，意图拉拢其盟友共同遏制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拜登政府对华遏制程度反而较特朗普政府时期进一步强化。因此，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从部分重点领域来看，经济运行尚未实现常态化。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其修复的可持续性仍需观察。从出口来看，去年以来，由于其他主要出口经济体的生产受到了很大抑制，我国出口赢得了错峰发展的机会，但这种优势有可能随着全球经济的修复而弱化：虽然全球需求的增加有可能给我国出口带来一定拉动，但更大的可能是，海外生产的修复对我国出口带来一定挤出，加大我国出口增长压力。从投资来看，传统的依托基建稳增长的投资思路对需求的带动作用有限，且在当前优质资产稀缺的背景下，投资的效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投资稳增长效应的发挥。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民间投资占比持续低于疫情前水平，表明市场化主体的投资积极性仍有不足，未来仍需将提升市场化主体的积极性作为政策重点。消费就更不用多说了，是三驾马车中恢复程度最差的，以两年平均增长率来衡量，至今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常态化水平。此外，当前经济运行存在“宏观数据高增长、微观主体弱修复”特征，尤其需要关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给中下游的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困难。

　　第四，从宏观政策选择的角度来看，应对疫情的超常规政策是否应该完全退出仍需观察。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虽然采取了超常规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出于防风险的考虑，我国的政策力度要远小于发达国家。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逐步修复，超常规的宽松政策也逐步向常态化回归。但在宏观政策向常态化回归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正视经济周期与信用周期错位导致的“双缺口”问题：一方面，虽然经济周期整体向上，但疫情导致的产出缺口尚未得到完全弥补；另一方面，出于防风险的考虑，信用边际收紧导致信用缺口，与经济周期向上存在错配。考虑到“双缺口”的存在，应对疫情的稳增长政策是否应在某种程度上延续，或者保留一部分结构性的政策，这是需要慎重考虑和观察的。

　　第五，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角度来看，仍需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预案。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我国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尤其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对我国“内循环”的发展状况做出准确评估，要明确在未来可能遭遇比现在更困难的外部环境的情况下，我国的“内循环”可以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并做好相应的政策预案。

　　综合以上五个维度的分析，我认为，我国经济迈向常态化仍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各方积极创造，这其中任一个维度的改善，要么需要宏观政策的理性决策，要么需要相关方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仍处于迈向常态化的过程中，要真正实现中国经济常态化，必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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