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药促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不要因为医保费用有限，让创新药的价值也变成了有限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

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崔笑天 苏州报道

2015年至今，中国创新药潮起，量质齐升。与此同时，关于创新药的定价与支付机制也引起了诸多讨论。

在9月26日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下称“中国药促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呼吁：要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要建立一个中国创新药单独的评价和支付体系。

他进一步表示，首先中国的整个医疗保障体系应该是多元的，包含商业保险、慈善、企业自身的支持。同时，在整个医保建设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以临床价值确定创新药的价格，根据支付能力来限定报销的比例，既要保障医保基金的安全，又能够推动产业的发展。

“我们建议不要因为医保的费用有限，所以中国的创新药的价值就跟着变成了有限，要站在全球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医药创新，要让中国的医药创新能够惠及全人类。”宋瑞霖说。

2015年，政策助推医药行业新纪元启幕；2018年，国产创新药集中获批上市。在政策、产业、人才、资本的四重共振之下，技术不断进步，细分龙头崛起，小分子靶向药、单抗、双抗、ADC、细胞治疗等赛道成为风口。而在未来，创新药仍有望持续保持每年较高数量的获批速度，步入高速增长期。

根据中国药促会的数据，在2015年至2020年，中国医药领域的风险投资和生物基金的投资额上升了15位，从120亿元上升到1850亿元。2020年，从研发管线产品数量看，中国对全球医药创新研发的贡献率排名第二，为13.9%，仅次于美国的49.3%；从首发上市新药数量看，中国的贡献率排名第三，为6%，次于美国（67.6%）与日本（13.3%）。中国创新药的主战场集中在呼吸、心血管、消化道、神经系统、抗肿瘤几大领域。

也可以看出，中国真正有成批量的创新药出来，是在2015年以后。宋瑞霖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如果把非专利药进入到仿制阶段都称之为仿制药，过去的很多政策是在仿制药的基础上去思考的。全社会实际上还没有从过去以仿制药为基础的管理思维，完全转换到迎接创新药时代的到来。“目前正是转轨期，所以出现了很多政策上的不协调。”

相比仿制药，创新药在研发与临床推广上投入更大。

“大家知道，一个药物研发如果花十个亿，70%的投入是投在一二三期的临床实验上，这就是创新药的构成。创新药有大量的沉默成本。我们看到的是上市的、成功的，有很多研发过程中的失败，我们可能就忘掉了。这跟仿制药的本质不同。”宋瑞霖说。

此外，创新药也需要负担较高的临床推广成本。“阿司匹林，不用你去告诉医生什么样的病人应该用阿司匹林，但是新出了一个药物，你要给大夫培训。”宋瑞霖说：“‘医药代表’这四个字在中国可能被异化了，医药代表是指医药研发的专业人员告诉临床医生，这个药物的机理是什么，针对什么样的疾病，使临床医生准确掌握药物的特性和适应症，这是创新药必须具备的成本。”

这意味着，创新药的成本构成和仿制药不同。“两者原本不同。如果你用一个接近的政策都会出现问题，你再用一个与仿制药重合的政策，那就是灾难性的。”宋瑞霖说。

那么，如何为创新药定价？根本在于衡量其究竟具有多大的临床价值。宋瑞霖表示，要用临床价值为基础确定它的价格，要用支付能力为依据确定支付标准。“换句话说，它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因为我兜里钱多钱少来决定的。”

这也与国家鼓励的方向相符，无论是国家新药重大专项，还是药品审评改革，都提出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而在药品上市后，也需要政策的协同。“不能药物一出厂之后，临床价值就变成市场价格，这就出现了问题。”宋瑞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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