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碳中和需要时间表和路线图，避免走弯路、入误区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是中国经济转型必须完成的任务，中国的能源结构改革是一次难得契机：将占碳排放总量超过80%的化石能源替换成零碳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不仅要修正“用资源换发展”的理念，还将在能源行业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考虑经济性和预见性，带来一场能源服务形态的巨大改变。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表示，碳中和就是碳中性，碳中性就是要把额外于气候系统的碳排放全部归零，中国的碳中和的测定和核查，需要符合国际规则，必须基于国际共识、国际协同、国际认可，重点必须，也只能落在化石能源碳上。

潘家华认为，碳中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围绕着化石能源碳来做：在2045年或者最晚2050年煤炭要全部退出，2055年石油要基本退出，在2060年应该是天然气大体退出。也就是说，2060年前，煤炭全部清零，石油只有少许，天然气大致只能留存当前消费量的20%左右。这样，化石能源碳的排放，总体上减少95%以上。此时，也并不是100%碳中和，只是大略的碳中和。实际上，这就够了。原因在于，自然界有一部分化石能源碳的自然溢出，量级不高；自然生态系统可以部分吸收，逐步适应。

碳达峰、碳中和对于中国的能源结构也是一次重建，“能源政策也要做调整，合理规划、防止浪费，减少零碳能源空间再配置的成本。”潘家华说。

时间表和路线图

经济观察网：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您认为主攻方向是什么，重点是在哪里？

潘家华：“碳中和”这个词是从英文carbonneutral翻译过来的，neutral的含义是中性的、不会有额外增加的，保持一种平衡，所以就叫中性，也就是碳中性。如果把碳中性这个词作为碳中和准确解读的话，就一目了然了。比如森林是碳中性的，因为吸收的二氧化碳，是从大气当中来，燃烧、腐烂、排放又回到大气中去，这就是一种碳中性。但是化石能源就是额外的，额外在哪儿呢？埋在地底下，挖出来燃烧，制成各种产品再燃烧，这就是造成了额外的碳排放，我把它叫做气候灾性的碳，因为它是额外的。因此，碳中和就是碳中性，碳中性就是要把额外的碳全部归零。如果这样来正确理解“碳中和”，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所要采取的行动重点就非常明确了，就是要把额外增加的碳归零，国际社会的核查重点也是这部分碳。

国际上所界定的森林碳汇就是气候中性碳，在碳的交易中没有纳入任何森林碳汇。欧盟碳交易排放体系所纳入的，全部是化石能源碳，没有任何碳汇。从科学统计来讲，化石能源的碳是统计相对来说更为精准的，排放因子也是可以精确核对的，得到的数据也应该是最具可信度的。而其他的碳，特别是气候中性碳、水稻田排放的甲烷、畜牧业奶牛反刍释放出来的碳、森林碳、土地利用排放的碳，这些碳排放的核算都无法实现像石化能源碳排放那样精准的测算。根据现在的全口径统计数据，化石能源碳的误差率一般在5%以内，气候中性碳中的绿色植物、农业、水稻养殖业的碳误差率超过50%，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一般每5—7年做一次评估，所统计核算的排放误差率最高就是这样的碳。从目前的排放比来看，化石能源燃烧排放二氧化碳占到80%，甲烷、氧化亚氮占到15—18%，而甲烷和氧化亚氮又有40%左右源自于化石能源碳。

发达国家的碳中和针对的基本都是化石能源碳。美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的着力点和重点都在化石能源。英国要在2020年彻底退出煤炭，德国一开始说在2042年，后来改成2038年，目前承诺是到2030年彻底退出煤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1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发表谈话，明确指出煤炭必须要首先退出，而且越早越好。第二是石油，因为石油相对来讲含碳量也比较高的，最后才是天然气，所有的化石能源并不是同步被替换掉的，煤炭是第一位的，着力点非常清晰。所以，中国的碳中和核算一定要符合国际规则，必须基于国际共识、国际协同、国际认可，要把重点落在化石能源碳上。

经济观察网：您认为“碳中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应该如何制定？

潘家华：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必须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在2045年或者最晚2050年煤炭要全部退出，2055年石油要基本退出，在2060年应该是天然气大体退出。

煤炭目前占到碳排放的大75%-80%，如果把煤炭在2050年彻底去除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减少80%左右的碳排放。此外，石油碳排放占比15%，天然气还有5%，即使天然气最后不归零，也要压缩90%。10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60年基本实现碳中和应该没有问题。

经济观察网：除了时间表和路线图，碳中和的“预期管理”应该怎么做？

潘家华：碳中和也需要预期管理，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理性预期，看准方向之后要形成稳定预期，是战略性、长远性的预期。举个例子，特朗普退出了巴黎协定，一再声称煤炭是清洁能源，但是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四年里，美国没有一家公司投资煤炭，相反在这四年时间，煤电的发电装机平均每年减少1000万千瓦，因为企业非常清楚，煤炭是没有未来的，不会冒这样的风险。

煤炭开采、煤化工、煤电是回收期很长的投资，投资金额动辄七八十亿甚至上百亿元，一般投资三年以后才能投产，多是长达四五十年的经济运行周期，而碳中和的刚性约束往往是在二三十年内就会不断趋紧，企业肯定不会选择收不回成本的投资。需要提醒中国企业的是，“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不要盲目攀高摸高，攀了以后、摸了以后下不来，这才是问题所在。在海外进行投资也要对当地的环保政策有充分了解，比如火电项目一定要慎重，气候问题是所有国家都在关注的，海外投资项目一定不能与气候治理相违背，企业环境责任的焦点难点体现在企业碳责任。

经济观察网：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是，如果收入提高了，碳中和问题解决了，您对此怎么样看？

潘家华：社会上对碳中和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对碳排放的理解有误区。首先，过去说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在碳中和的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库兹涅茨曲线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这一假说在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粉尘治理等方面已经得到了验证。发达国家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二氧化硫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200万吨，2005年—2006年峰值期达到了2300-2400万吨，随后给排放企业安装脱硫设施，二氧化硫又回到百万吨级以下了，基本上可以自然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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