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低龄化，原生家庭该背多少锅？

青少年的致郁因素很复杂，其中“原生家庭”被讨论最多。/视觉中国

璐璐面前只有一个选项——再次休学。

高三那年，她被确诊抑郁症，进入了治疗、好转、复发的循环。由于情绪低落，且每周都要见心理医生，她落下了不少课程，第一年高考落榜了，第二年靠吃药撑着才考上了大学。

本科专业与医学有关，冥冥之中，她想自救，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大一只读了一个学期，她就申请了休学，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后，她鼓起勇气重读大一。现在，她感觉又读不下去了。

璐璐不敢告诉父母再次休学的意愿，即使心理医生明确建议她回家休养。相比站在天台边缘往下望的恐惧，她更怕妈妈的责怪，“她每次都只会说，不舒服就去吃药，别整天休学，你23岁了，再休下去就没书读了”。

璐璐是当今抑郁症低龄化现象的缩影，“少年不识愁滋味”不适用在这群青少年身上。发布于2021年3月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

青少年的致郁因素很复杂，其中“原生家庭”被讨论最多。毕竟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受家长影响最大。

网上，青少年对家长的“讨伐”越发激烈——在知乎搜索“父母”，前3个关联条目是“父母 抑郁”“父母 控制”和“父母可以忽视你到什么程度”；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被雪藏前，成员数超12万；微博话题“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吸引7亿次阅读、近34万条讨论。

谷雨数据整理2万条微博评论后发现，网友们对父母的情感偏负面。/谷雨数据

北京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说：“孩子病了，往往是家病了。”

“不舒服就去吃药，

别一个劲瞎闹”

璐璐每次见心理医生，妈妈都会一起去，然后取代女儿的“主讲”位置、表达自己的看法。璐璐觉得妈妈在逃避，“她在暗示我变成这样子不关她事，纯粹我自己脆弱”。

大学的心理老师了解情况后，对璐璐说，她妈妈的做法有点像PUA。璐璐心想，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2020年底，璐璐在上课期间病发了，出现幻觉、晕厥的情况，也听不清别人在讲什么。她打电话回家诉苦，妈妈一听就炸了：“难得你的室友们这么好，你却只想着休学！”

璐璐与室友们相处和谐，主要因为她扮演了“善良人”的角色——主动晾了整个宿舍的衣服；买公用的洗衣液时，从不要求平摊费用；病发时，即使是在大半夜，也会跑到宿舍外的走廊上坐着，以求不打扰别人。

但妈妈没问过这些，她从璐璐小时候开始，就用“我是在为你做打算”的逻辑，跟璐璐对话。

璐璐读小学时，邻居家的孩子会拉小提琴，妈妈得知后，也给她报了个小提琴班。璐璐说她一点都不喜欢，但妈妈说“你以后会懂的”。

读初中时，璐璐被一个男同学长期骚扰。对方持续性地发“土味骚话”短信给她，被拉黑后，又换个号码继续发。璐璐有些害怕，但不知该如何处理，她向妈妈求助“那个谁谁性骚扰我”，妈妈却说：“别学了个词就乱用，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暗恋你。”

璐璐的抑郁表现中，有一定的恐男比例，她觉得与骚扰事件有关。跟妈妈再次提起这件事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怎么不告诉我，好让我帮你”。

家长都想为孩子好的，但有些方式错了。/《小欢喜》剧照

2020年底那次病发后，璐璐发了一场高烧。可能是烧糊涂了，她无意识地抓起一把药往嘴里塞，庆幸被及时送医，洗胃后就没什么大碍了。

经历这次折腾，妈妈似乎意识到事态严重、同意了女儿再次休学，但条件是“不能一直休下去、一旦好转就要重新上学”。

璐璐回嘴：“我比谁都想上课、想拿到毕业证，那样能让我看起来稍微正常些。”

到底是谁最先向她灌输“你不正常”观念的？璐璐觉得似乎也是妈妈。

某次面诊期间，心理医生对璐璐说：“你三句不离‘我妈’，无论是宣泄还是正常表达观点，‘我妈说’已经成了你的口头禅，思想中自我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了。”

璐璐当即愣住了。后来经过思考，她总结道：“这就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影响——强势地控制我，又用‘为我好’语气道德绑架我。这让我内心陷入拉锯，最后变成自己伤害自己。”

“在恨与不恨之间摇摆，自我被撕裂了。”/《小欢喜》剧照

孩子抑郁与原生家庭的关联，比我们想象中大。

2014年，《华尔街日报》面向976个家庭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长期生活在吼叫教育里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和抑郁倾向；2020年，谷雨数据在整理近2万条相关评论后，发现抑郁症网友提及父母时，最频繁用到的词是“骂”和“贬低”。

讳疾忌医

前段时间，璐璐试图理清每一次病发的导火索。除了社交落差，剩下就是妈妈的态度，“不断回避、拒绝承认”。

相比得知自己病了的消息，病痛被忽视、甚至被扭曲为“矫情”，更让人火冒三丈，何况抑郁症患者本来就很容易被刺激到。

讳疾忌医，流传千年的贬义成语，却成为当下许多中式家庭的“日常做法”。

抑郁症即便好转了，也会复发，诱因可能是患者难以融入社会、情感容易受挫等等。

林红到北京任职儿童精神科医生前，在德国待过一段时间。德国有专门为抑郁症患者服务的社工，比如代劳到社区医院配药、帮助他们重新熟悉社交模式；法律上有一条叫“家庭访问”（Home Visit）的类目，要求心理医生定期上门拜访，且监护人必须接待。

回国后，林红曾与国内学者聊起这种做法。学者表示，他们早就尝试过回访，但往往连家门都敲不开。

在21世纪的第20个年头，抑郁症在中国家长心中依旧如“瘟神”一般。他们总有很多方法，去“证明”孩子没生病。至于“再度病发”？绝对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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