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创错失20年，如何靠深圳逆袭？
理财鱼小提示：香港科创错失20年，如何靠深圳逆袭？
通关在即，一个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香港，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北部都会区，自然是香港内外最大的期待。这个都会区将紧贴深圳发展，因此只有尽快通关，该计划才可能实质性展开。
10月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特区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时表示，特区政府将在香港北部建设一个300平方公里、可容纳250万人生活的都会区，配合港深跨境口岸和交通基建，与深圳特区形成“双城三圈”的战略性布局。
香港舆论称，北部都会区计划将要“再造香港”，或者说“再造维港”，也就是说，香港要在南部以维港为中心的金融贸易中心之外，再在北部开建一个以科创为核心的都会区，成为香港经济转型的新引擎。
这不禁让人想起千禧年之交香港就曾提出过要发展科创产业。那个时候新加坡也同时提出向高科技转型。然而，二十年过去，新加坡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兴起成为“亚洲的硅谷”，香港北边的深圳也崛起成为中国科创中心，而且正在成为世界级的创新策源地。除了深圳，香港所在的大湾区还有广州这一科创重镇。
新世纪这二十年，是全球科技创新大发展的二十年，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云技术、先进机器人、人工驾驶、下一代基因组学、能源储存等新技术层出不穷，然而香港却完美错过。
香港科创是如何错失这二十年的？未来能依靠深圳逆袭成功吗？
香港为什么落后了？
香港要以科创为中心发展北部都会区，首先应反思，为什么香港科创产业没有发展起来？香港为什么落后了？
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亚洲四小龙”不约而同提出向高科技发展的经济转型战略，韩国痛定思痛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2003年正式颁布“第二次科技立国”计划，三年后，韩国在半导体、手机、液晶显示器、互联网普及率和造船业等方面已经位列前茅。
新加坡也提出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2000年开始建设纬壹科技城。到现在，纬壹科技城吸引了世界顶级科技企业入驻，成为世界一流的产业新城，被称为“亚洲硅谷”。
当时的香港也曾大力推动“科技兴港”的政策，重点发展“科学园”及“数码港”大型科技园项目，推出“创业板”……但是遗憾的是，香港的几个科技园区最终搞成了房地产项目，科技产业的发展始终雷声大雨点小，无论从科研投入还是科研人才、成果上都收效甚微。
近20年来，香港研发强度（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一直在低于1%，不仅低于中国平均水平，甚至低于非洲国家肯尼亚。2013年香港研发强度为0.73%，而韩国、日本、新加坡分别为4.15%、3.49%、3.12%，同期深圳则为4.02%，差不多是香港5倍。
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19年香港整体表现位居全球第三，但“创新能力”在全部12个指标中得分最低，排名全球26位。
香港科创产业的落后首先来自于创新意识的匮乏。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香港就赶上了世界经济浪潮，承接西方产业转移，八十年代又赶上中国开放大潮，开始向金融贸易转型，上世纪末虽然遭遇金融风暴但是很快又赶上中国加入世贸后的全球化浪潮，总是很容易赚到钱，何必要花时间、财力去搞科创呢？因此，长期以来，香港经济深度依赖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和工商业及专业服务四大支柱行业，对于科技创新并无压力和动力。
另外，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复杂的地缘环境导致香港私营机构热衷“赚快钱”，因而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香港的研发投入仍主要来自于公营机构。香港老一辈企业家尹德川就说，香港人都喜欢“赚快钱”，投资周期超过三年就不愿干。事实也是如此，不说内地的港企，就是在香港本地，资金周转快、投资回报期短的行业都是大家积极介入的对象，如超市、快餐这些行业都吸引数一数二的大亨来参与。
《2018年香港创新活动统计》报告显示，香港的高等教育机构及政府的研发投入一共为135亿港元，约占总研发投入的55.1%，而私营机构投入只占44.9%。这个数据就充分说明，香港高校可以产生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但是在本地却很难有转化，企业不愿意跟进。比如大疆无人机的研发成果首先出自香港科技大学，但是最终产业化在深圳。据广东省统计局报告，2017年全省企业R&D经费投入2083.01亿元，占全部R&D经费投入的88.9%。其中深圳企业研发投入占比更高，一直在90%以上，2016年深圳市研发经费中企业投入占比甚至高达97.4%，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投入仅占2.6%。
此外，香港高企的房地产价格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有抑制作用。香港研发投入总额本身就很少，但是其中一半更是租金成本。
亡羊补牢未为晚。现在香港再度举起发展科创产业的大旗，至少在内部有强大的动力，因为四大支柱产业的增长已经见顶，不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就没有出路。快钱也好，慢钱也罢，北部都会区的科创产业势在必行，只是这一步如何迈开，世界各地的科技产业园区能否借鉴？
香港科创路径如何走？
纵观世界各地科技园区的发展，其中既有政府主导规划建设的项目，也有市场驱动形成的案例，也有两者混合形成的，均有各自特殊的地理区位优势、产业配套和其他条件。
政府主导型。较早的如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大德科技园及苏联的西伯利亚科技园等，较近的有上海张江科学城、广州知识城等项目。这些园区的建设依靠政府强大的资源，包括土地成本、政策、税收优惠等，通过强有力的规划控制和引导，来实现长期的持续性规划意图。
这种模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导向方面出现失误，则有可能导致新区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导致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市场化程度不高，会出现一些效率低下、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政府巨额资金投向公共事业，短期内难以获得收益和回报，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
因此，该模式需要政府有强大的财政实力作为支持，但即便如此也未必能成功，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大德科技园及苏联的西伯利亚科技园都是失败的例子。当然，成功的案例也有，如早年台湾的新竹科技园，以及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新加坡纬壹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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