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谷歌董事会主席John Hennessy：技术转化的重点是人，不是学术期刊 | 钛媒体T-EDGE

理财鱼小提示：对话谷歌董事会主席John Hennessy：技术转化的重点是人，不是学术期刊 | 钛媒体T-EDGE

“要么创新，要么灭亡”这是约翰·轩尼诗（John Hennessy）的口头禅。

关注科技的人不会陌生这个名字。约翰·轩尼诗，Google母公司Alphabet董事会主席，曾执掌斯坦福大学16年，同时是微处理器技术专家、2017年图灵奖得主、雅虎和谷歌的早期投资人。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浏览器发明者马克·安德森称他为“硅谷教父”。

1977年，约翰·轩尼诗离开纽约搬到硅谷的时候，惠普、英特尔才刚刚踏入微型电脑及处理器的研究领域，苹果也还只是一家普通的初创公司。

四十多年过去，约翰·轩尼诗经历了硅谷浪潮的巨变，并且两次站上潮头，先后创办了MIPS和Atheros两家公司，并都成功上市。商业之外，他还凭借在RISC处理器上的贡献获得了图灵奖。2018年起，约翰·轩尼诗被任命为Google母公司董事会主席。

因此，当我们面对旧秩序逐渐失效，新秩序慢慢建立的时候，成功捕捉过时代变化的约翰·轩尼诗，他的世界观、研究方法以及对创新的看法，他对硅谷模式的剖析，对趋势的预判，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12月10日，在钛媒体集团联合大兴区产促中心、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共同主办的 2021 T-EDGE 全球创新大会上，钛媒体创始人&CEO 赵何娟的「何谓直播间」独家连线了约翰·轩尼诗先生，谈了谈硅谷模式、创新转化、元宇宙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被问到如何将实验室内的科研转变为商用产品时，这位横跨商业和研究两端的“硅谷教父”旗帜鲜明地告诉我们，“不能指望单靠发表学术成果就能够让整个行业去使用你的技术。发明者必须参与技术转化的过程，人才是技术转化的重点。”同时，他对资本作用在创新和基础研究上的影响表达了乐观态度。“资本是用来促进创新发展的工具。”

但在面对当下火热的元宇宙时，他则谨慎地表示，“我们还在努力弄清楚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这些技术的作用并找出有效使用这些技术的方法的阶段。目前来说，它们主要运用在游戏和娱乐上。游戏很好，娱乐也很重要，但不会改变世界。我想的是，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帮助改善世界各地的医疗，如何给人们更好的生活。我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帮助解决气候变化。这些是我想看到的技术创新和进步。”

对话中，他还描述了期待中的下一波创新浪潮，“AI浪潮将继续下去，将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将改变我们构建计算机系统、云系统的方式、改变我们构建数据中心的方式。我想，有一天我们将拥有一种机器学习机制，可以用来预测下一场疫情的爆发，这意味着我们就能够避免很多没有必要的牺牲和经济损失。”

以下是赵何娟与约翰·轩尼诗在【何谓对话】栏目的对谈实录，经钛媒体编辑：

赵何娟：你好轩尼诗博士，我是钛媒体TMTPost的创始人何娟，很荣幸能邀请您参加由TMTPost主办的T-EDGE大会。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我的英文对话栏目“何谓直播”与您进行访谈，尤其是在2021年至2022年之间，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 钛媒体TMTPost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科技创新交流。我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熟悉的领域，关于硅谷。你见证了硅谷的发展，见证了如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等众多科技巨头的诞生和崛起。硅谷最擅长的就是从0到1的创新，而中国更擅长从1到N的创新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区别？硅谷的0-1的创新土壤是怎么形成的?

约翰·轩尼诗：我认为您做的对比是正确的。中国在制造技术和高科技制造方面的发展尤为突出。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很显著，在制造方面不仅极大提高了效率，同时也提高了质量。中国对供应链的管理非常好。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都在担心供应链问题，但我知道中国的问题就不大。至于说美国，我认为您说得对，美国擅长创造全新的东西。如果是软件的话，那么是很容易复制的，但如果涉及硬件，则很难复制，因为它涉及制造层面。所以我认为这两种模式可以相互学习，从而更好地理解如何像中国那样进行创新，或者如何真正有效地扩大生产规模，这也是美国在软件以外的行业有所挣扎的地方。最让我惊讶的是中国的创业精神和科技思维。我们能看到中国在过去 20 年里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非常了不起。

赵何娟：谢谢与我们分享您的见解。目前，相比硅谷早些时候诞生了谷歌苹果亚马逊等科技公司的时代，硅谷模式有哪些进化，未来又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约翰·轩尼诗：目前的一大变化是公司的规模和相应所需的融资。它们所在的市场可能一开始不能让它们赚很多钱，因此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谷歌，这家公司在上市前获得了大约 2000 万美元的融资，在获得第一笔风险投资时已经实现盈利。优步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个公司在拿到250 亿美元融资的时候才实现盈利。因此，市场上的资本变得越发充足和更容易获取，公司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当然，现在的资本市场是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着的，而在 Apple、Google 和 Amazon 创立之初，这种基础设施尚不存在。我现在也看到更多公司开始转向商业模式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当然，亚马逊主要是做商业模式创新，虽然亚马逊也做了很多技术创新，但亚马逊的发家本质还是电商模式的创新，而苹果和谷歌都是技术型公司。现在我们有很多围绕商业模式的创新。

我要说的第三件事是，每一个新想法都能孕育五、六家公司，很多公司都争先恐后地涌入同一个新领域，这也意味着很多事情会决定哪些公司成功，例如他们有多少资金、管理团队有多好，除了有最初的创意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就是真正的变化。我认为随着这些公司的出现，肯定会遇到新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投资模式发生了变化。当我在 40 年前创办第一家公司时，大约三分之一从斯坦福出来的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得了成功，而今天成功率可能只有不到 10%。有成功的案例，但也有很多失败，这就是过去 40 年来风险投资市场运作方式的真正变化。

赵何娟：的确，现在想要创业成功变得更难了。接下来我想问的问题与领导力有关。之前您说担任校长期间，观察发现无论是在政府、学界还是业界，其有强大的领导能力的人并没有多少，因此我们正在做出各种努力来培养“下一代领导人”。请问，如何理解领导力，如何培养“下一代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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