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周期之殇

曾经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第二届国际商务发展论坛语出惊人：“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

十一年过去了。

“石油定价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农产品定价在芝加哥，铜定价在伦敦，橡胶定价在东京，铁矿定价在向新加坡转移……热闹都是别人的，中国什么都没有。”——某财经媒体。

罗伯特·基欧汉在其《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表述称：

“霸权稳定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应用，一个重要的含义是把霸权的概念界定为物质资源上的优势。其中，四项资源非常重要：原料与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这四项资源里少了任意一项，都将如鲠在喉。

2020年4月开始，大宗商品的价格开启极速攀升之态，牵动人心。截止2021年6月底，石油价格涨了近四倍，铜价上升超90%，铁矿石价格上升超过100%，煤炭价格上涨近90%。

刚刚在疫情中元气大伤的企业们不得不面对原材料成本的攀升，利润再次遭到挤压。

近三个月以来，中国官方已经多次就大宗商品原材料公开发表态度，同时通过投放储备原料、限制交易等措施，初步遏制住了大宗商品的疯狂。

地球的另一边，美联储一会儿放出“加息”的鹰派言论，一会儿又表示短期不考虑缩表、维持现状，带动着商品价格起伏不定。

市场上关于商品价格未来走势如何的预测依然不绝于耳：经济学家们明确指出大宗商品价格没有长期上涨基础，超级周期只是误判；也有国际金融机构如高盛依然坚定看涨未来的商品价格，把6月的价格回调视为抄底机会。

7月18日，OPEC+达成增产协议。7月19日晚，美股与大宗商品齐齐发生巨幅跳水，次日国内商品期货交易也一片惨绿，市场惊恐情绪持续累积：这是要进入回调阶段了吗？说好的超级周期呢？

众说纷坛的背后原因，或许是疫情黑天鹅带来的不确定性打乱了市场的节奏，又或许是当前全球经济形式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扑朔迷离。

纵观近几十年的历史，商品的超级周期并不罕见，此次已经持续一年多的大宗价格波动与此前的超级周期相比到底有何差异？在商品的波动起伏里，我们又将如何再次应对风险、化险为夷？

大国崛起与黑天鹅之变

市场上有声音认为此次商品价格将掀起又一次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这一观点并不能称之为完全的空穴来风。

回首二战后的两次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不难发现，“黑天鹅事件”与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往往脱不开干系。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两次石油危机成为大宗商品飙升的导火索；二十一世纪初，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也组成了大宗商品长达十余年的上涨诱因。

此次的新冠疫情再次成为波及全球经济与政治的黑天鹅事件，紧跟其后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让人很难不去联想：又一次的全球性黑天鹅事件是否会带来又一次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

后疫情时代我们究竟将面临怎样的变化？从二战后的两次超级周期里，我们却可以得到一些经验参考来辅助判断。

首先，黑天鹅或许是超级周期的导火索，却并不是核心关键。

价格的长期走势绕不开两个根本要素：1、需求；2、货币。

在需求方面，根据中铝资本的研报表述：“过去70年大宗商品经历了两个超级周期，分别出现在1970年至1980年和2001年至2012年，前者伴随着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后者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是景气的经济和快速增长的需求，并且伴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最终带来快速增长的大宗商品需求，拉升价格。

上一轮牛市中（2001-2012），中国经济腾飞所创造的大宗商品需求是最主要的推手。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如鱼得水，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居民收入带来了大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

大量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了建材类原材料的需求，钢铁、石化的供应链相关产业应声而起；其次在居民消费领域，家电、汽车、电子产品等消费品飞速普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焕发惊人的活力。更不用提受到伊拉克战争影响的原油价格，在这八年中从20美元一度上涨至147美元/桶的历史高点。在这期间，中国的人均铁矿石、铜、铝与原油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高达13.8%、11.0%、5.7%与5.6%。

2000年到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从930美元涨至2940元，汽车保有量从1609万辆上涨至6467万辆。

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给这一轮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浇了一盆冷水，紧接着又加了“两把火”。

其中的第二把火是中国开展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从投资层面大力提振了中国经济，成为萎靡的全球经济压舱石，引发了庞大的原料需求。

那最重要的第一把火呢？就是上文中提到对大宗商品影响最重的因素——货币！

2007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后，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5.25%下降至0.25%，并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开启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凭借美元的世界流通地位向全球发放“铸币税”。

货币超发的结果是美元贬值走弱，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大宗商品一扫危机爆发时的跳水姿态，快速回升。原油价格再次站上100美元/桶的高位，直到第三轮量化宽松开始逐步缩量后（2013年8月开始），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才归于冷静。

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场超级周期也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萎缩走向结束。

把历史的书页向前翻动，上世纪70年代开启的那轮超级周期里，尽管石油危机成为最大的导火索，除此之外，长期而持续的需求、货币的贬值两者也扮演着不可或缺重要的角色。

从需求角度看，日本的人均GDP在那10年中，从1970年的约2000美元提升至1980年的9100美元，城镇化水平也在此间提升至80%左右，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增长亮点。

从货币角度看，1970年的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一直处于贬值状态，1975年后石油以美元结算，彼时的美国正处于长达十年的痛苦滞涨当中，美元进一步贬值导致石油价格上升，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攀升。

可见在超级大宗商品周期的酝酿中，黑天鹅事件、长期需求、货币贬值三者相辅相成。

萧条正当时

回顾本次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不难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导火索正是新冠疫情。

与此前几次由石油输出国引发的原油供给危机有所不同，本次新冠疫情影响到的是供给和需求双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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