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耿军：我们一起挺过今天，明天可有意思了(2)

耿军：也是。小二的前提是他在马经理那儿打过零散的工。楼房卖不出去，工程款也没有结，那其他人的工钱都结了吗？马千里上去就问：“小二，我不欠你钱吧？”那这帮人，现在这么不景气，他们怎么度日呢？可能会把用不到的东西卖掉，无论是卖梯子还是卖脚手架的一部分，在他这个人物身上都恰如其分。

小二卖的是梯子，电影里小二一共是两个重要的道具，都是往高了走的。马千里这帮人，曾经混得比较牛、生活秩序里如鱼得水的人，是往低走的，而小二的风筝和梯子，是往高了走的。其实是我寄托了一个，就大家站得高一点，稍微看一看远处，我们现在的这种苦恼是不是能打开一点？

北青报：嗯，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因为现在大家的情绪有点往下走，特别是两年的疫情下来。那电影里的人，马经理天天被人追债，车也被砸了，那是很绝望的一个境遇；章宇演的徐东，狗被人吃了，婚外恋情被老婆拿了，也蛮狼狈的。但即便这样，您电影最后的那句话是——

耿军：“我们一起挺过今天，明天可有意思了。”是妈妈跟他说的话。

北青报：这是我很喜欢这个片子的地方，再残酷的现实或者怎么样，作为一个电影除了让大家共情……

耿军：得有个出口，得有个抓手。要不你没着没落的，大家内心里会觉得特别空。

“这么露怯的事我就不干了”

北青报：那这种信念或者这种精神，在您身上我特别想找到它的来路。我去看了你在“一席”讲自己的故事，您作为一个养鸡家庭的文艺青年，到北京住地下室，什么东西都长毛那些经历，包括雪夜从北四环走到东四环，我体会您也是非常不容易走过来的。那您是怎么还保持了这种特质，是东北人天性里的某些东西吗，还是怎么样？

耿军：我自己后来也想了一下这件事是什么，是我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就果断放弃——因为个人能力付出、追求也达不到的，我就主动放弃了。比如说一天里边有三件事，有一件事我做不到，那这件事我就不做了，完了我去做那两件我能做到的事。

所以无论是现实层面，比如现实生活里面最常见的，我表弟，1988年的，比我小12岁，他在三河买了一个房子。他交了首付，完了每个月要还五六千块钱，而他每个月也就挣六七千。那他回家的时候，会感觉他父亲没有给他拿钱，就特别怨恨自己的父亲。我是不干这样的事的。比如说，我为什么要买个房子拴住我呢？我是一个来京务工者，我为什么要让这些物质的东西把我给……现实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车头向你撞来，我是躲开的，我不会跟它撞的。我觉得那些东西，前提它不是我要去努力的东西，所以我就果断放弃，给自己一个自由。

你像住地下室或者什么，我觉得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专长的来京务工人员，这样是正常生活。地下室住的不光是我自己，好多人都住地下室。我们住地下室的邻居里边有一个姓刘的老师，他是教英语的，还是上海人。上海人上北京住地下室，我是搞不明白的。他可能也搞不明白我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也住地下室。我们互相礼貌点头，完了偶尔，他把一本杂志拿过来说“你看看这个，小耿”，我一看，我说“这是我们那个影视专业杂志”。他说“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还有搞音乐的，我们合租在地下室里边。他们想搞自己的是很难的，反正他们晚上就要去唱《东方斯卡拉》，需要夜场挣三百五百的，打车都不舍得，就买一电瓶车。我觉得这是特别正常的，就是来京务工人员的一个基础生活，我倒没有觉得这事有多么苦啊什么的，挺正常。

因为家里边父母他们养鸡、卖鸡蛋，爸妈两人差不多养2000只鸡，就是这种朴素家庭，他们吃苦耐劳那样儿，对我影响也挺大的。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摆脱——也不是说没有摆脱，这不叫摆脱，叫什么呢？

北青报：改变？

耿军：就是那种比较朴素的生活吧，一打开衣柜，十多年以前的衣服都在里边呢，你也不穿，你也不舍得扔，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送他，完了就在那儿放着。就是那个环境里出来的人，说有什么多大的变化不太可能。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家庭环境影响。

北青报：家庭影响让您可以安之若素于物质比较贫瘠的生活，那有些人他们会，比如白岩松说过大学有些从农村来的同学，他们往往是最早穿上西服和皮鞋的，因为他没有过，所以他会向往。但您好像不是，那我想也许是有别的很笃定的东西，让你觉得你不需要靠这些东西来实现您的境遇改善或者是阶层跃升？

耿军：虚荣心这件事儿，对于青年人，20岁来北京的都有。但是我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我们这种小地方人来到这儿，穿着皮鞋穿着西装，就会觉得特别奇怪，完了之后我说“这么露怯的事我就不干了”。城里边的人如果不是有商务要求的话，大家穿的其实都挺休闲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真维斯、班尼路、李宁鞋。

“我爸说我耽误了一代人，这事我认”

北青报：我前一阵儿采访北京电影学院的张献民老师，那时他就跟我提到您。那像您这个经历，在业界大家也会认为还是蛮传奇的，对吧？首先您没有正式进过电影学院（我知道您去旁听了很多课），那样至少您就失去了一个平台和那些同学，就没进到圈里；您也没有什么家学，也不像陈凯歌、田壮壮有那样的爸爸妈妈。那您能够拍出来，我想在很多人看来还是个挺励志故事。我知道您挺不喜欢“励志”这个事儿的。

耿军：励志没问题，不“鸡汤”就好。我是1976年生人，完完全全是因为赶上了2000年这个时代，就是DV和数码在民间开始普及，我们踩到了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才有机会拍电影。要不然，我可能能做一编剧，但也是挣不到钱的。因为我的剧本也不太容易卖出去，人家看着都觉得这玩意没什么价值，不是那种商业类型需求，我没有能力写那样的剧本。所以我写的剧本基本上就是我拍。我2000年初的时候动过就是做编剧、靠写剧本为生这个念头，但是没成。

北青报：很难。我那会儿采访写《孔雀》《立春》的李樯，他算做编剧很成功的了。

耿军：他写得太好了。

北青报：那他跟我讲他原来那个经历，也是九死一生，写了又拍不成，本来要拍了又没钱这种。

耿军：对，因为大家年龄差不了多少岁。然后它有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就是结婚、生子、买房、买车，最基础的生活的这些东西，对任何一个像我们这种普通人，那个杀伤力都是巨大的。就你要挣钱养家，你要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维持家庭这件事上，那基本上就会耗尽一个人全部的力气，家庭生活才能过得像那么回事。我是什么？我是这件事没办。我没有结婚、生子、买房、买车，我没办这件事，我只干了这么点电影的事。

在某些点上，就是在我父母眼里边，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

北青报：不完整的？

耿军：就挺失败的吧。我认，这件事我认。他们说这件事我是认的，确实，我们同学里边20岁生孩子的，他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我爸说你耽误了一代人，这事我认，确实是啊。

北青报：那我觉得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您在这条路上走得还是蛮坚定的。就像您最早拍的那个片，您自己也说差得不行，别人也说差什么的，但您还是继续走下去了。我觉得您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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