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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文明演进的动力从何而来?

发布时间:2022-01-27 16:24理财方法 评论

理财鱼小提示:刘瑜:文明演进的动力从何而来?

《商贸与文明》是张笑宇的“文明三部曲”写作计划中的第二本,上一本是《技术与文明》,下一本是《产业与文明》,这几本书加起来,可以说构成一部解读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通史。作为一个 85 后,张笑宇居然有写一部“文明通史”的雄心,真是令人惊愕。更令人惊愕的是,他真的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写出来了。以碎片化的方式去分析某些历史事件并不难,难的是把无数历史事件和人物给整合起来,把“历史故事”整合成“理论故事”。看完《商贸与文明》,我认为张笑宇做到了。事实上,他不但讲出了一个理论故事,而且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有性和说服力。

这个“理论故事”是什么?优雅的理论往往具有简洁之美,《商贸与文明》的框架也并不复杂。此书从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基本事实开始讨论:为什么人类经济在过去二三百年,从“零增长时代”进入了“正增长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大体而言,人类经济是“零增长”的。即使有增长,这种增长也往往被它自身的果实——人口增长——稀释,落入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书中提到,以中国而言,从北宋到明代,人均 GDP 只在水平线上波动,而到 1840 年,甚至降至 980 年的 70%。但是,过去二三百年,人类突然走出了历史的隧道,进入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辽阔地带。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至今,短短一个多世纪,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31 岁跃至 72 岁,人口从 17 亿跃至 78 亿,吞噬人类文明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陷阱居然消失了。这就是现代化以来的“正增长时代”。

何以如此?《商贸与文明》的答案是,“商贸秩序”的拓展。在现代化之前,“暴力秩序”是人类文明的主导模式,而“零增长”正是暴力秩序的后果。换言之,暴力秩序的主导地位往往造成零增长,而商贸秩序的崛起使得正增长成为可能。如果说本书有一个“中心思想”,大致就是如此。

为什么“商贸秩序”的拓展带来正增长?这个道理自然没有人比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者说得更加清楚。第一,分工带来效率;第二,规模带来需求。商贸活动把人类极其有限的社区拓展成一个无边无际的网络,并通过这张网络激活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在一个规模有限的社区里,没有人会为只有三五个人需要的药物进行投资,但是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网络里,三五十万人的需求则可能刺激投资冒险。在一个没有分工的世界里,一个人要制造一支铅笔都是一项极难完成的任务,但是在一个分工细密的世界里,500 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可以在一天之内造出数万支铅笔。

最精妙的是,这种从有限社区到无限世界的连接,大体是“自发拓展的秩序”,它并不要求这张网络上的人们彼此相亲相爱、同文同种,不要求他们无私奉献,追求天下大同,也不需要皇上去强行划分五花八门的“匠籍”,它只要求人类有点“贪婪”——愿意为自身的利益而劳作奔波,或者有点“懒惰”——更愿意使用冲水马桶而不是茅坑,更愿意乘车或飞机而不是走路去远行。它对人的要求如此之低,以至于它注定成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自均衡”。在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粟特人已经在中亚地区的商路上川流不息;在明朝皇帝早就停止资助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荷兰人仍然在东南亚海面上往来不止;在官府可能都找不到几个翻译的时候,商人郑芝龙已经学会了六种语言,熟悉中日西三种文化背景;当哥伦布拿着西班牙女王的特许状去征服星辰大海时,注意,是哥伦布恳请女王资助他的航行,而不是相反。国王往往是铸造铜墙铁壁的隔绝者,商人则是在铜墙铁壁的缝隙里穿针引线的连接者。

 刘瑜:文明演进的动力从何而来?

电影《哥伦布传》

在不断扩大的需求和不断提高的效率面前,商贸活动的神奇“炼金术”出现了。之所以称其为“炼金术”,是因为这几乎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大批前现代的人类从来没有听说过甚至从未梦到过的“新奇事物”出现了:铅笔、电灯、火车、好莱坞电影、银行、股票、苹果手机、波音飞机……正是这些“无中生有”涌现出来的事物,构成我们所看到的“正增长”。

暴力秩序导致零增长,因为暴力秩序往往意味着零和游戏。道理很简单,暴力集团自身并不从事生产:皇粮交得多了,农民手里留的余粮自然就少了;老百姓服徭役的时间长了,在自家农田里干活的时间当然就短了;国家垄断盐铁了,商人就只能眼巴巴看着官府发财。商贸集团刺激生产,“把饼做大”,暴力集团往往只是重组资源、“重新切饼”而已。甚至,在很多历史时刻,暴力秩序在“把饼做小”方面能力非凡——当皇粮越交越多,徭役越服越多,垄断覆盖面越来越大,以至于民众发现辛苦劳作一年却一无所获,他们干脆停止生产。商贸集团激励“无中生有”,而暴力集团则可能“化有为无”。

既然商贸秩序是“自发扩展的秩序”,合乎人性的贪婪与懒惰,何以暴力秩序主导人类文明几千年,而直到最近几个世纪,商贸秩序才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最简单的解释,当然是暴力秩序对商贸秩序的压制。郑成功父子苦心经营其海上商贸帝国数十年,一度富可敌国,但是敌不过康熙一纸“寸板不许下水”的“迁界令”。宋代曾经产生清明上河图中的如梦繁华,但是曾经的“资本主义萌芽”凋零于忽必烈的铁蹄。威尼斯曾是地中海的商业中心,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帝国的崛起,其商贸传奇逐渐让位于暴力秩序。

因此,阅读文明史,我们发现,商贸秩序的建立不是“自发扩展”那么简单。通过交易相互获利是人的天性,通过暴力垄断权力同样是人的天性,而后一种天性常常战胜前一种天性。“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商人遇到兵,有钱也说不清。在暴力集团和商贸集团,或者说,在暴力集团和其他任何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不对称性”:枪可以打死人,其他任何社会资源都砸不死人。这种不对称性,或许正是为什么商贸秩序需要几千年的努力才形成对暴力秩序的突围。

突围何以可能?

历史上,商贸集团的无奈选择往往是:收买暴力集团、依附暴力集团或干脆构建自己的暴力机器。开篇不久,书中就谈到中世纪欧洲很多城市向王权“购买”自治权的故事。依附也是一个选择,威尼斯名义上称臣于东罗马帝国,郑芝龙接受了大明王朝的招安。有些则干脆构建自己的暴力机器:威尼斯建立了自己强大的军队,以至于可以攻占君士坦丁堡;汉萨同盟与条顿骑士团“长期合作共赢”;东印度公司当然建立了自己的私家武装。于是,商贸集团获得星星点点的正增长机会,在漫长的零增长隧道掀起一丝丝的微风。

 刘瑜:文明演进的动力从何而来?

纪录片《东印度公司:一个帝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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