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投，大转弯

2016年11月，嘈杂的电视机里传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徐传陞（shēng）立即找张颖表达了一丝忧虑。

这位美国房地产富豪长达一年半的竞选演说，让不少人担心，中美关系有可能进入不可预见的冲突中，甚至波及商业业态。

整个2016年，经纬创投两位GP（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和徐传陞——还面临另一些挑战。从外部看，这家机构此时花了8年，从移动互联网浪潮崛起，在中国风投业扎稳脚跟，本可以高枕无忧；但是，一些危险信号令他们不能忽视。

彼时，经纬投资的半壁以上江山都是移动互联网项目，但在这个周期下，模式创新机会变得萧条。更令人头疼的是，整个市场俨然变成一场角逐游戏，从O2O到共享经济到社区团购，这些小浪潮层出不穷，爆发得愈加凶猛而短促。一个新机会刚露头角，所有人如群蜂般扑上去，行业转瞬沦为血海。

“这种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让我们发自内心觉得，很多事情没有意义，”徐传陞说，“又结合我们当时觉得，需要在科技创新那边发挥更多的力量。”

现在，一切有了变化。

这篇文章以经纬为蓝本，看现代风投二十年的命运、中国特色，以及从赌注模式创新到押注中国核心技术的一次大转弯。

| 荒芜之地

现代风投还没抵达中国，徐传陞就来了。

此时，他刚满24岁，两年前从南洋理工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加入软件企业Lotus（后被IBM收购），是一名系统工程师。

那是中国企业服务混沌的起步期，盗版率高达99.99%，本土软件公司如用友、金蝶也刚成立不久。对Lotus而言，中国市场尚处一片荒芜，归东南亚总裁一并管理，急需一位人士开垦。四下一看，徐传陞是最优人选：不仅会说中文、懂计算机，更难得的是，他是团队唯一的单身汉。

1995年秋，徐降落到只有一个航站楼的首都机场。新加坡派遣来的任务是：来支持刚成立的中国分公司半年。

没多久，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深圳民营企业，引起了他的注意。Lotus在华大客户主要是银行、国企等，民营企业当时购买盗版是常态，这家民企不仅买正版软件，而且一下单就是几千套，还雇IBM做咨询。“这是个什么公司？这么有钱？”他心想。这家企业叫华为。

在百废待兴之地，徐以罕见速度擢升——从工程师到管理数百人的区域总经理，只用了四年半。他有着职业经理人的自律和拼搏精神。但是，这份有优渥酬劳和光鲜外表的外企工作，开始丧失其魅力。他的目光被一团混沌的新兴事物吸引了——1998-1999年，腾讯、阿里、新浪等成立，中国互联网的浪潮来了。不少外企年轻人，都在张望下海创业的机会。在新世纪转角上，徐做出决定：离开大企业，加入这股创业潮。

就在这时候，一家刚成立没几年、叫华盈创投的新加坡创投VC找到他。新加坡深受90年代美国互联网造富神话的冲击，励志打造“亚洲硅谷”，美国的风投文化也渗透进去。华盈创投的投资重心是东南亚、美国，但他们嗅到了中国市场孕育的巨大潜力。徐对风投一知半解，只是简单地想：“过去待个一两年看看，可以学习怎么创业、创始人怎么做事。”对一部分初代投资人来说，借投资看项目顺势入场创业，是踏入VC行当的初衷。

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料到，站在千禧年的路口、投资生涯的起始点上，黑夜骤然而至。

2000年3月，徐成为投资人仅仅一个月，遭遇了美股大崩盘。纳斯达克到达峰值5048点，随后是长达30个月漫长而绝望的滑坡。纳斯达克的崩溃向全世界宣告，美国互联网泡沫破了。这对29岁、刚转型的投资人来说，打击巨大。

他返回新加坡半年，在惨淡的光景下艰难募资，费尽千辛万苦，才筹措到一笔规模不大的钱——3000万美元。这年底，他带着得之不易的资金第二次到中国，将办公地选在浦东。这时候，上海金茂大厦刚竣工营业，被誉为“中国大陆最高楼”。徐回忆说，他也去这栋高耸的大楼里转悠了一圈，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太贵了，根本租不起。”他在一旁招商局大厦，租了一百平、只有两个会议室的小间，以颇不豪华的五人阵容，开始了投资之路。

打击接踵而来。第一次出手就是痛苦和教训。他以250万美元，投资了一家由斯坦福毕业生创立、做短信和彩信管理系统的公司。项目有华丽的创始人履历、浓郁的海归和技术气质，也顺延徐自己做to B软件业务基因，一切看起来很完美。他坐镇董事会，每周和创始人沟通，就像在生意场上扶持的第一个新生儿，倾注慈父般的心血。后来，项目失败了。

第一笔投资落败，逼迫他深刻反省：第一条就是，水土不服不能投；其次，不能迷信技术，产品、销售、运营若缺乏进攻，技术带来的先发优势会丧失殆尽；最后，回归到人。项目的创始团队是三名同学，保持了同学会的烙印——股份均分，少数服从多数。

过分民主带来要命的难题：没有灵魂人物。他意识到，公司至少创业阶段，一定要有灵魂人物。在生死存亡的困境面前，必须有一个人有勇气力排众议做决策——前方可能是柳暗花明，也可能是万丈深渊。

他认可过去十年，美国企业发展中一种论调：创始人持续主导的公司表现最优，如特斯拉；如果创始人年龄过大或过世，继任者最好是深受创始人精神洗礼的门徒，如苹果——库克是乔布斯近20年的门徒。

这些如今听起来稀松平常的投资理念，当年习得都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不过这是后话了。

IDG创始合伙人熊晓鸽来华更早，是1993年。作为首家进中国的外资风投，IDG一连7年没有任何项目退出。这些从海外归来，想大展拳脚的中国初代投资人们，满怀期许地向大地撒下一把种子，精心施肥、静心等候，然而黑压压的贫瘠土地上没有一片绿芽。内心的失落和仓皇可想而知。

徐传陞说，长达两年多，他脑海中最大的疑问是：自己是不是踩错路了？中国风投到底有没有未来？

| 艰涩落地

现代风投在中国可追溯至1998年。有“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美誉、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先生，提出“一号提案”（《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建议组建“中国的纳斯达克”。这项提案，为往后20年风起云涌的中国风投拉开了帷幕。

一夜间，众多海外VC全都来中国了。但这股热流没持续多久，美国互联网泡沫突然破灭，中国刚冒出泥土、吐露一丝生机的创投市场受到牵连，立马凋敝下去。VC纷纷撤离。

2001-2004年，大陆创投市场弥漫在萎靡不振的氛围中。放眼望去，在浩瀚的国土上，投资机构只有零星十几家。2001年第一届清科创投举办VC行业聚会，全部到场嘉宾只能坐两三桌人。投资数量也惊人得少，一家机构，一年就投2-3家公司。

投资人那时一两个月才出一次差，大多数情况还能回家吃晚饭。投资人出差要么坐经济舱、要么坐绿皮火车硬座，遇到不能直达的情况，还要背着双肩包从一列火车跳上另一列，吭哧吭哧到达目的地，住的酒店也很简朴。

除了市场环境差、创业者供给少之外，他们还面临缺乏退出渠道等市场不成熟的瓶颈，让VC寸步难行。

不过，身处寒冷大环境里，投资人们倒是沐浴在一片祥和中。各家基金的钱不多，一个项目出来往往几家凑单一起投，独食少，更没有抢项目之说。同行会和睦地互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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