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1亿的创业败局，是谁的疯狂
一场负债过亿的创业败局，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国内托育行业。
昨日，一篇名为《卖了4套房，创业12年，如今负债1亿，无家可归》的女创业自述文刷屏。
作者是从事婴幼儿早教创业的纽诺教育创始人王荣辉，她在文中详述了自己12年创业经历，并直言自己是个失败的创业者、负债累累的Loser、被人唾骂捐钱跑路的骗子。
文中，王荣辉称自己在这次创业中已经倾尽所有，且目前依然在岗位上坚守。而她创业失败负债1亿的经历，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尤其引起了许多创业者的共鸣。
随着国家全面开放二胎、三胎，影响了国人的生育观念，带动国内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市场也迎来更广阔的的发展空间与机会。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2021年我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将达2231亿元。
但王荣辉的经历为我们掀开了真实托育市场的一角。托育本质是线下劳动密集型，场地、人力、销售与运营成本高昂，利润率不高。尽管有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扶持，但在疫情不断反复的大环境下，面对这些无法缩减的硬成本支出，没有足够现金流储备的托育机构依然无法捱过残酷的商业竞争。
01 “1亿负债女主角”王荣辉其人
王荣辉在创办纽诺教育之前，曾供职于外企金融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有女儿之后，她萌生了做早教创业的想法，最初也曾以加盟的形式开办过一家澳洲品牌的早教机构。 后来多番思虑，还是决定自主创业。2009年卖掉第一套房子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2011年又开出第二家、第三家早教机构。2013年她卖掉自己的第三套房子，开办了第一个托育园。
2015年9月王荣辉启动了纽诺教育这个品牌，并于次年1月成立了广州纽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开始大规模扩张。
在2013年到2016年之间，王荣辉自己研发相关课程开始做自媒体，同时还开了全国性的讲座。
2017年是她事业的一个转折点，3月份她拿到了文投创工厂、毅聪资本的1000万元Pre-A轮融资。
接下来的两年里，纽特又相继完成了由安赐资本、威创股份领投的6500万元A轮，以及由广发德信领投、广州市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跟投的数千万元B轮融资，纽特也成为中国首个完成B轮融资的托育品牌。
融资之后，纽特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王荣辉本人也站上了创业巅峰。珠三角地区的园区一下子扩展到了40家。她在信中自称，彼时公司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托育直营连锁品牌，估值一度高达5个多亿。
没想到疫情爆发，纽特教育关园停课了6个月，机构里500多名老师以及3000多名孩子全部因此受到影响。
疫情刚爆发时，王荣辉还怀抱信心，而且在2020年3月做了一场线上直播，在直播间里她预测疫情结束之后，30％的托育企业将面临倒闭危机。
没成想，一切高光都在2021年戛然而止。因疫情停课，纽特现金流耗空，大量老师出走，投资机构起诉，还被家长围追堵截要求退款。哪怕王荣辉掏空家中积蓄，还找银行贷款了1000多万也没能挽救颓势。
目前王荣辉所在公司已有多条法律诉讼记录，她自己所持股份也已经出质，210万股权被冻结。
在王荣辉的自述文中，她强调自己不会跑路，也不会躲避，她还说只要自己活着就会承担起一切责任，努力偿还一切债务。
但没想到，很快网上就出现了自称为王荣辉“早期合伙人”的爆料人发文，揭露出了事实的另一面。
这位爆料人称在孵化纽特教育项目的早期，她曾带着王荣辉一起见了朋友圈所有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帮王荣辉重新寻找商业定位，梳理产品体系和课程体系，帮她从BAT挖人搭建核心团队。
但在资本投资的资金到账后，“王荣辉态度立刻发生变化，承诺给我的股份以及在找我一起帮助孵化项目和融资时谈的合作条件全部通通以各种理由不予兑现，并且用了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的卑劣手段让我从这个项目出去。”实乃一出现实版甄嬛传。
今晚，王荣辉正通过视频号直播卖课，直播间内还挂有“赚钱退费”的标语。网友互动中有人对她报以支持，也有不少网友质疑其是个人炒作。
王荣辉与爆料人究竟孰真孰假还有待定夺，但由这1亿创业败局牵扯出的托育市场更值得我们深思。
02 托育行业“百废待兴”
少儿托育曾被视为一片蓝海，2019年的黄金期，托育行业完成了15起相关的投融资，累积融资额约4.5亿元，市场对托育的体量预测高达4000亿。
千亿规模看似庞大，但聚焦到具体企业其实情况并不乐观。放眼国内整个托育行业，至今都没有诞生出一个家喻户晓的连锁品牌，也没有出现一家千亿估值的独角兽。虽然新加坡、日韩等国有很成熟的托育经验可以借鉴，但并不能完全适配中国国情，中国很多托育企业都是在摸索中成长，也面临诸多难点。
成本是悬在托育机构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托育属于劳动密集型，人力成本占到了经营成本的40%，然而人才缺失问题严重，2021年国内幼教师资缺口超百万。
场地租金用地成本也十分高昂，例如深圳的托育园区平均租金就在20万/月，商业用地成本能占到20-30%。再加上销售成本和运营成本，综合下来利润率仅在10%左右，疫情以前，有70%的托育企业是赚不到钱的。
解决了成本，还要解决消费者意识和安全质量。虽然中国婴幼儿人口基数巨大，但是大部分家长没有托育意识，部分有托育意识的家长，又对托育机构的安全规范和教学质量存在担忧。
在低线城市，托育机构渗透率不够，人们对托育的概念也不够普及，60%的托育机构仅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这种经济发达地区。
最关键的是，很多托育机构并没有找到一个科学的盈利模式，导致“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数据来自广证恒生研报）
宏观政策曾为托育机构洒下一场“及时雨”。为了解决行业的普遍困境，疫情期间释放了不少利好政策。诸如教育部要求每个省份至少有1所本科高效开设托育服务相关专业，用政策手段解决托育行业的人才困境。另外，各地方都把“普惠托育”作为民生实事的重点项目，立下新增普惠托育点数量的“硬指标”，还有场地免租、装修补贴和运营补贴的扶持。
在利好政策的催动下，托育行业的确迎来了一波“小爆发”。2020年全年，国内新增托育机构13502家，比2019年的增长数量涨了4倍。
可机构数量增加，并没有带来整个行业的持续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资本投入，与一般对资本热衷追逐政策的预想相反，国家利好政策并没有燃起资本对托育机构的热情。
这是因为托育涉及到教育，政策对资本渗透教育行业始终持保留态度，未来还存在政策的变化性。结果是托育机构的融资情况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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