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厂不再年轻

陕西汉中，一间曾经拥有200名工人的包装厂，如今只剩下30几名工人，她们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包装厂老板的儿子——长远告诉惊蛰研究所，这间当地规模第二大的工厂，已经有10年没有招到40岁以下的工人，“因为壮劳力外出打工，年轻人都去了大城市，只剩下留守的大龄妇女。”

是什么导致年轻人逃离工厂？制造业能否再给年轻人一个进厂打工的理由？当失去了年轻人的工厂变得不再年轻，年轻人逃离的背后，不只是选择的问题。

没有厂妹，只剩厂妈

在陕西汉中千里之外的广东，已经50岁的夏阿姨，每天都会准时走上流水线，在8小时里重复地为眼前的产品包装贴上标签，而这样的工作她已经坚持了10年。

夏阿姨所在的工厂，主要生产一种常见的塑料挂钩，因为工艺上几乎没有技术含量，所以对应聘工人的要求非常低。“当初我问招工要求是什么，人家说有手就行，我来以后发现真的是这样。”据夏阿姨介绍，她所在的产线一般5个人一组，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给已经制作好的产品贴上标签。不过就是这样一件看上去格外简单的工作，也有近2年没有招到足够的工人来填满流水线上的工位。夏阿姨还发现，工厂里的年轻面孔已经越来越少，最后留下来的都是和她年纪相仿的老姐妹们。

“最早的时候有一些偏远地方的年轻女孩来我们这里当‘厂妹’，但是前几年就已经看不到年轻人了。现在光剩下我们这些‘厂妈’了。”夏阿姨说，因为工作简单、收入稳定，一开始还是有不少年轻人愿意进厂做工，但是过了半年到一年之后，很多人就不来了。至于离开的原因，“有的是嫌钱少，有的是觉得工作太枯燥。”

夏阿姨透露，10年前她进厂的时候，基本工资只有1100元，每天8小时之外还可以加班拿到每小时18元的加班费，一个月算下来到手工资最少也有3000元。当时这个薪资水平，比在老家饭店端盘子、洗碗要高得多。“而且那个时候租房也便宜，只需要300到500块就可以租到一个单间，去掉吃喝生活费，一年下来攒个两三万块钱基本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生活压力明显更大一些。”

在过去10年里，夏阿姨的基本工资从1100元涨到2200元，加班费也变成每小时20元，综合下来平均月收入达到了4500元左右。工资虽然比以前多了，但涨幅有限，更现实的是生活成本也上涨了不少。“现在租一个十几平米的单间最少要1300块钱，物价也比以前高了不少，确实没以前好过了。”

为了赚到更多的钱，有不少年轻人会选择进电子厂打工，不仅包吃住，基本工资加上加班费一个月到手也有6000元到8000元。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更频繁地加班，以及牺牲更多的自由。

惊蛰研究所了解到，出于安全和效率的考虑，大多数电子厂会要求工人严禁将手机带到流水线上，而除了中午有半小时可以吃饭休息外，其余的时间基本都要待在流水线上进行重复的工作。对此，长远表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虽然以效率为目标创造出了流水线，但是大多数年轻人很难接受这样枯燥的工作方式，这也是很多年轻人拒绝进厂的首要原因。

夏阿姨称，自己曾将亲戚家的小孩带到广东，但对方进了电子厂不到半年就辞职不干了。“说是厂里面管得太严，上班收手机、上厕所要打报告。本来就是单休，还经常要加班。每个月也能拿到8000多，但是除了在流水线上工作，都没时间花钱。”夏阿姨说，现在能够老老实实打工赚钱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比起赚钱，他们好像更在意享受生活。”

为“尊严”，年轻人逃离进厂

年轻人拒绝进厂打工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也和职业尊严有很大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有许多来自内地农村的年轻人前往深圳特区“淘金”，他们涌入服装厂、玩具厂等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厂，在枯燥的工作岗位和脏乱的工作环境中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当时，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比在老家的父母一年赚得都多，不少人因此为自己“打工仔”、“打工妹”的身份感到骄傲。

但是随着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进厂打工”不知从何时开始变成一件不值得炫耀，甚至是有损尊严的事情。在回到老家省会做地产销售之前，阿杰曾经在深圳待了一年，也就是这一年，让他从此拒绝“进厂打工”。

“其实我当时就是单纯奔着赚钱去的，加班什么的，也都能接受。但是他们管理工人的那种方式，会让你感觉到你不是一个人，你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阿杰说，大部分规模比较大的工厂都会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早上到厂里先开早会、喊口号，中午排队去食堂吃饭，车间里面也不允许玩手机、不允许说话聊天，上厕所要先报告，等有人来顶你的位置才能去。“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这和坐牢又有什么区别呢？”

阿杰表示，在厂里面除了工作就是休息，每天往来于车间和宿舍，让他感觉到生活单调又乏味。走出工厂，他也感受到整个社会都戴着厚厚的有色滤镜来看待“进厂打工”的年轻人。“在网上经常能看到让别人找个厂打螺丝的梗，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当它和你有关的时候，就变得一点也不好笑。”

在深圳打工的一年里，阿杰几乎每个月都能拿到1万元的工资，比许多留在老家的同学都赚得多。但是当他回到老家和亲戚朋友说起自己的工作时，仍然感觉到自己身处职业鄙视链的最底端。“我们村里有留在县城当老师的，有在私企做文员的。不夸张地说，可能我一个月赚得能抵他们三个月，但是一说起我在厂里打工，他们突然都变得很自信，还问我知不知道‘三和大神’。这种感觉很不好受。”

与阿杰的选择有些相似，刚刚工作3年的大壮也曾经在亲戚的建议下试图“进厂打工”，但在短暂体验过电子厂的军事化管理后，他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其实薪资都挺满意的，但就是感觉很压抑、不自由。”大壮说自己天性散漫，很难做到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重复做一件事情，而当外卖骑手可以见识不同的人和事物，感觉每天都会有新鲜感，这让他对工作本身充满了热情。

甚至在职业尊严方面，大壮感觉到外卖骑手已经是一个被社会舆论所认可，并且带有正面标签的职业。“因为现在经常能看到媒体对外卖骑手的正向报道，所以也让很多人对外卖骑手这个职业有了更积极的态度。而且现在的人素质也更高了，有时候送餐迟了，顾客也不会破口大骂，还会理解你。这种对职业身份的认可，是之前做‘打工仔’感受不到的。”

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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