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教育的“囚徒困境”
理财鱼小提示：如何走出教育的“囚徒困境”
吴晨/文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了很多家长“鸡娃”的主要驱动力。倘若孩子天生就立志前排，为人父母者三呼幸运；如果“不幸”自己的孩子落在了后排，就得使出浑身解数推其前行。教育的军备竞赛就这样愈演愈烈。教育变成了一场随时随地的排位赛，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每时每刻都需要比身边的人跑得更快。
望子成龙，父母常情。但父母主要在意的是前排和后排的区别，从没有仔细想过只要有排序、有考核，总会有人落在后面，也很难深入思考现有排序与考核的得失。更有甚者，力争前排变成了不遗余力，焦虑和内卷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和资源，这也是为什么“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博得众人喝彩的原因。
其实早有先贤说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以学业分数来衡量每个孩子，无疑是让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削足适履”，如果以成绩来区分人的聪明和笨，在如此多元的社会更会扼杀无数创新的种子。
管理大师汉迪在写给年轻人的新书《成长第二曲线》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把人生看成是一场又一场的锦标赛，人生是马拉松，不是短跑比赛，不应用竞赛的视角去看人生，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赢家太少而输家众多。
围绕“双减”的讨论，归根结底要解决的是如何走出全民“囚徒困境”的问题：每个人站在“自以为为孩子好”的立场出发的“鸡娃”努力，以及与教育体制的博弈，却可能演化成全民浪费、教育失衡、人才畸形的三输结局。
本文希望从以下五层问题去破题：因材施教与应试教育的矛盾；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怎么分流；为什么教育减负之外还需升维；家长怎么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因材施教与标准化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
随着中国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为人父母之中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孩子的多样性，希望给孩子因材施教的机会，不希望标准化考试两考定终身（中考分流，高考决定进入几流的大学）。但上大学、上名校，依然是大多数父母的奋斗目标，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决定孩子的未来。
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欧美的数据显示，接受高等教育乃至硕士博士教育所带来的职业发展和收入增长的红利越来越高，也促使了全球对密集式教育的追捧。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样证明，受过大学教育，尤其是名校大学教育的毕业生，未来的收入更可能要高出一大截。
对许多家长而言，进入985/211大学是大多数孩子未来保持中产生活水平的必须，挤破头也得争取进入。问题是，尽管屡屡扩招，名校仍然僧多粥少，进入名校也基本上只有考试一途。“双减”值得庆贺，但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进入名校的问题，竞争丝毫不会减少，只会催生各种“暗度陈仓”的行为，加剧焦虑。
所以要走出教育的“囚徒困境”，就需要理解这种两难：除非有多种道路能够让孩子上名校，或者能保障即使不上名校，孩子只要因材施教发展，仍然能过上中产的生活，否则许多家长仍然会在“鸡娃”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当然，这一分析是站在都市阶层的立场。中国发展不均衡，城乡教育依然存在明显鸿沟，对于农村的孩子、欠发达地区的孩子而言，高考虽然是独木桥，却依然是一条相对公平的改变人生际遇的路，在探讨高考改革——相信这也是很多都市家长希望在“双减”之后看到的——绝不能忽略给那些原本教育资源就少，父母能提供给孩子的额外补助也少的一大群人。
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相比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更具全局性。中国正在经历从制造业向知识经济的大转型，从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的大转型。知识经济和创新型经济都需要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但知识经济并不等同于白领工作，创新型经济也并不能直接与发明和创业划上等号。
知识经济中，每个人可以调用的知识储备和资源都极大丰富，但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复杂未知的新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没有正确的标准答案，靠个人的单兵突进也很难有效果。
应试教育通过大量刷题让孩子对确定性问题、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产生肌肉记忆，却忘记了时代在飞跃。在数字时代，无论是计算，还是知识性/资讯性的问题，答案都唾手可得，几乎零成本。难的是学会怎么去使用工具、怎么去查找资源、怎么去重新组合知识、怎么去组成团队、请教专家、怎么去剖析问题，甚至是怎么去问出好问题。
知识经济给各个层级的教育都提出了新课题。记忆背诵型的学习方法需要转变成为分析思辨型的学习方法，需要培养孩子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不唯权、不唯上、愿意尝试、愿意实验、学会科学思考——没有什么恒久不变的定理，任何议题都需要经历假设、实验、证明/证伪的过程，训练团队合作。
创新也不只是发明。我们需要一流的科研机构和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同样需要各行各业的创新者。
创新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我们熟知的硅谷式的创新，以乔布斯推出的苹果智能手机为例，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改变全人类工作和生活的习惯；第二类则是成熟产品的设计与改进，各种以人为本的创新，中国市场中常见的应用创新就属于这一类；第三类则是基于山寨的创新，商业世界中的抄袭很常见，但从做中学，山寨之后可以做得更好，能够在细分领域内成为领头羊，也是创新，以台积电和富士康为代表；第四类则是规模化制造中的创新，以深圳为代表，拥有多层次的供应商体系、充足的工程师人才、可以迅速按照创新设计把各种不同零部件组合起来在很短时间和有限条件下规模化生产。
无论是知识经济还是各种不同创新的发展——在中国四类创新都有鲜活的例子——都需要多样性人才。这就给目前的教育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我们需要一改应试教育以筛选会考试的人才，或者筛选“聪明”的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体系，转而去探索如何培养和考核多样化人才的教育体系，这当然也需要学校、市场、家庭各方的努力。
首先需要做的是弱化分数主义和分数排名。理解分数主义，需要了解“信号”的理论。“信号”理论强调，无论是考高分还是进名校，其关键不在于教了什么，学了什么，而在于向市场去表达一种“我聪明能干，我会学习”的信号。显然，随着内卷的加剧，这种信号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社会成本越来越高。
其次，我们必须正视过度竞争的应试体系呈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改变就无助于我们应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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