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博弈往事：自由贸易主义与新重商主义的博弈？
理财鱼小提示：美日博弈往事：自由贸易主义与新重商主义的博弈？
刘军/文 20世纪80年代前期，是日美经贸关系的转折期，美国从容忍来自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到通过贸易制裁扼制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进而挑战日本的产业政策和市场体制。
这一转变，并非美国出于日本在经济总量上追赶的顾虑，而是美国一线谈判官员和美国产业界人士就美国产业所面临的威胁不断发出警示所产生的影响。《美日博弈：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又该如何索回》一书的作者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即是当时参与美日贸易谈判的一线官员之一。1988年，他出版了《换位》（Trad－ingPlaces）一书，其平装、精装两个版本的副标题略有不同，一个是“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又该如何索回”，一个是“日本为什么领先美国”。这两个副标题，基本体现了该书对于“美日博弈”的全面关切。
美日博弈
作者：［美］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又该如何索回
出版时间: 2021-9
一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营商多年，自卡特政府时期即参与美日贸易谈判，历经三届美国政府，深谙日本文化，是深刻理解东亚模式的美国一线贸易官员代表。在美国本土，他是有名的知日派，被称为“日本通”；在日本，他则被视为美国对日经贸政策的“鹰派”，《日本经济新闻》称其为“造成日美经贸关系紧张的罪魁祸首”。
《美日博弈》一书详细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激烈的十年中,两国各界就贸易问题的态度变化过程：日本一步步在贸易和科技领域追赶美国；美国从放任日本的追赶到从协议和制度上约束日本，进而形成目前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诸多法案。
该书堪称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的一手材料，从汽车、钢铁、飞机到半导体领域，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大量外人无法了解的美日贸易谈判的细节。普雷斯托维茨在书中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和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面临下滑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差异，探讨了为解决美日之间的自由贸易困境应该做的努力，并为美国和日本分别开了“处方”。
作者为美国开出的处方包括：削减预算赤字并增加储蓄；重定主次，改变政府官僚决策程序，赋予商务、经济官员更大的政策话语权和决策权；学习日本的产业政策，像日本政府官僚一样，摸索制定（美国政府历来不喜欢的）“产业政策”，对于“战略产业”进行扶持；给予美国“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产业、企业进行保护，不要汲汲于短期的“消费者福利”，而要面向长远的“战略目标”，比如“经济安全”“战略产业结构”；学会同日本竞争；提升商业实力。
对于日本，作者开出的处方包括：实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建造更多、更高的建筑；实行政治改革，重新划分选区，减少不成比例的农民选民的影响力；为政治竞选提供更多的公共资金，减少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选举的影响力；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把住房作为战略性产业，进一步开放流通体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重组进出口体制；共同分担维护西方世界体系的公共成本，把对外援助和军事支出的总额从当时占GNP的2%提高到到5%；最后，进一步国际化，而不是执迷于所谓的“日本的同质性”或“日本的特殊性”，改变“我们”与“他们”的对立二元论，走向真正开放的自由贸易、国际化和全球化。
普雷斯托维茨最后在结论“团结一致”一节中写道：自由、个人权利和平等机会仍然是美国的立国之基。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美国需要决定它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的国家格言是“合众为一”，只有在承认责任、义务和权利的社会框架内，才能保证自由。
总结来看，该书总的论点是，希望美国“觉醒”，像日本一样，将经济实力作为国家目标。他说，许多日本官僚及企业家也愿意看到这一点，因为日本并不谋求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一个衰落的美国，也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二
本书英文版1988年甫一出版，即入选当年美国《商业周刊》年度十佳商业书籍。克林顿入主白宫后，让其财经阁员熟读本书；该书对当年克林顿政府采取对日贸易约束政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欧美学术期刊及领先的媒体也有大量书评，褒贬皆有。其中，时任《大西洋月刊》编辑的大卫·弗鲁姆写了一篇尖刻的书评，批评了《换位》（即《美日博弈》），直指普雷斯托维茨的政策建议为“新重商主义”。（大卫o弗鲁姆《新重商主义》，《评论》1989年5月号）
弗鲁姆指出，普雷斯托维茨的中心论点——“个人主义的概念，对美国来说是如此神圣，也是它的致命缺陷”并不新鲜，他的政策处方也并不新奇，与路易十四的财政部长科尔贝——最有名的重商主义政治家之一——所支持的政策基本相同：鼓励出口，抑制进口，对战略性产业提供公共援助。
弗鲁姆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雷斯托维茨的政策理想不是消费，而是（国家）权力，“权力需要特定行业的能力和关键技术”。要实现并保持这些能力，需要降低许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国家实力与个人福利并不完全相容:“虽然日本很富有，但日本人并不富有。”同样，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对美国人个人来说可能并不令人愉快。普雷斯托维茨的政策价值观，很容易延伸出重商主义、国家主义的结论：美国消费者是自私的特殊利益群体，而美国企业的需求代表了公共利益。
但是，弗鲁姆认为，普雷斯托维茨从来没有证明过，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利益和美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像几乎所有的保护主义一样，普雷斯托维茨的保护主义说辞也是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
三
弗鲁姆对于普雷斯托维茨的批评，提出了二十世纪一个重大的问题：自由贸易主义与重商主义/新重商主义的博弈。
所谓重商主义，是指17-18世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经济政策体系及经济学说，是以极度垄断和特许形式为特征以及商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思想体系。
重商主义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早期重商主义称为“重金主义”，主张绝对禁止金银等贵重金属外流，把增加国内货币的积累、防止货币外流视为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原则。晚期重商主义也称贸易差额论，主张将管理金银进出口的政策变为管制货物的进出口，力图通过奖出限入政策，保证贸易出超，以达到金银流入的目的；主张扩大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出口，减少外国制成品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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