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内市场：西方理解东方的“鸿沟”

理财鱼小提示：制内市场：西方理解东方的“鸿沟”

周浩/文 在过去的一年中，尽管中国经济的表现尚可，但以中概股为代表的“新经济”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旧经济”，在海外市场都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市场惊呼“中丐”、“地惨”之时，也对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解读，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更有海外投行称：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产生了变化。

笔者分析中国经济十多年，也深深地感受到，读懂中国经济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让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读懂中国经济，更是难上加难。在中美贸易战之后，海外市场主流的困惑是，中国似乎按照市场经济逻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从政治体制而言却非常不同，且东方价值观有挑战甚至取代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趋势。在西方观察人士眼中，这样的“特立独行”的政治经济体系，必须重新审视，而在另一派观点看来，中国政治体制在“胁迫”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贸易战”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而言，由郑永年教授领衔的《制内市场》是一部不可多得之作，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系统性和结构性视角，而非过多纠结于某一些具体的政策，而这样的视角融合了政治、经济以及历史的多重角度，相信也会打开了很多人心中一直存在却很难系统描述的思考。

我个人仰慕郑教授已久，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读书期间，郑教授就任职学院隔壁的东亚研究所，我也曾经现场聆听过其演讲。对于很多海外观察人士而言，郑教授的观点不仅鲜明，也考虑到了海外受众对于中国理解的角度和程度，是结合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一位大家。

从《盐铁论》说起

《制内市场》开篇就提出了中国“特立独行”的问题，即为何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受益于全球经济体系，但却没有按很多西方学者预想的走上“英美式市场化”道路。与中国相比，“亚洲四小龙”的典型代表新加坡，其政治和法律体系几乎照搬了英美体系，这被认为是其经济起飞的基础条件。直至现在，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的起飞，也一直被认为是英美体系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范例，李光耀也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其中的艰辛和开怀也可见一斑。

与新加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独特模式，这一套被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成为了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同时仍然保持独特政治体制的核心结构性原因。尽管这一结论很容易做出，但为什么这样的一套体系能够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并形成了“中国特色”，才是本书致力回答的问题。《制内市场》提供了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即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问题的答案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本书提供的历史起点是汉武帝死后的一次大讨论，这次讨论被记载在《盐铁论》中，是代表了政府力量的法家与代表了新兴权贵阶层的儒家的一次对于政治经济问题的系统性的讨论。

郑永年 黄彦杰/著

邱道隆/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

“制内市场”

这样的一次讨论为什么重要？因其涉及国家的走向。汉武帝留下了一个扩张的帝国和被战争长期消耗的羸弱的财政，某种程度上，汉帝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体系需要一个“再平衡”，而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声音，也因为强势君主的离去开始活跃起来，这给大讨论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这场大讨论，法家和儒家都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帝国听取了来自相对基层的儒家的声音，这已经表明：政治最终会体现各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的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也会驱使相应的阶层获取政治话语权。

这次讨论体现出了几个特点，第一是法家更加重视政府的关键作用，而儒家强调市场的重要性；第二，儒家更加重视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法家则更加强调原则问题；第三，无论讨论的立场是否相同，两派讨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也就是“富国强兵”。

这事实上引出了本书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和理论基础。首先，作者提出“两个市场”的概念，即国家干预的市场和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法家学派更加重视政府治下的市场，即国家的市场，比如说盐税和铁税的统一征收，能够帮助国家获得更多的财源，从而百姓也能实现安居乐业。而从儒家学派的角度来看，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丰足地生活，那么国家也能够强大，这就体现了“市场的市场”、也即没有国家干预市场的重要性。

但“两个市场”之间要保持平稳运行并互相促进，根本上还是需要一个重心，本书提出“政治高于经济，国家重于市场”，这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关键特征，并在千年历史中得到传承。这事实上也是“制内市场”的内涵——“制内市场”是一种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市场并非自主的、自我调节型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国家治理的规制。

“国家”和“稳定”

从《盐铁论》作为起点来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沿革，形成了两个落脚点。第一，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并非一天建成，它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第二，尽管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无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但其根本的内涵并未变化，其发展路径仍然是通过改革来提高竞争力，达到国家强大的终极目的。

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事件，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事实上都是期望在困境中求解，而无论是改革或是改良，都无意寻求根本的制度变化，而是希望借此实现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学者在观察中国政治经济图景时，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忽视了“国家”和“稳定”在中国语境中的极端重要性。“经济”一词在此时划出了国家和市场、东方和西方的鸿沟，在东方国家的语境中，“经济”是“经世济民”，市场是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在西方国家的语境中，“经济”则是通过供需的动态平衡，来实现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笔者无意在此将国家和市场、东方和西方对立，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分野来提示大家，完全从西方视角来研究中国的体系和市场，很可能落入逻辑无法自洽的困顿。

“分层”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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