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史：线性思维与非线性增长
理财鱼小提示：中国人口史：线性思维与非线性增长
陈晨/文 每当人口问题成为热点话题，对中国人口发展史的追溯，就成为了一个必要的探索路径。
2019年8月，时隔近30年，葛剑雄的代表作《中国人口发展史》再版，相比1991年6月初次出版，中国的人口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近30万字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在历史的回溯与重建中，爬梳中国人口发展的全过程。如果读者对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特点有基本了解，即便只通过阅读本书的结构和内容简介，也很容易对本书的现实意义产生期许。
在阅读这本著作时，我常常升起这样的念头：对这些人口现象、过程、原因和规律的深入了解和探究，绝不应仅仅体现在对学术空白的填补上，更应该对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发展困境提供某些现实意义。
不过，在2019年的后记中，葛剑雄又一次强调了他在1994年的观点：可以适当调整生育政策，逐步改为“鼓励一胎，容许二胎，杜绝三胎”。
重温这本《中国人口发展史》，会品出何种滋味？
14亿人从哪里来？
人口史研究是一份苦差事，学者不仅要面对寻找历史人口资料难度大、历史人口资料残缺不全、数据不一致、真假难辨等困难，还要具备“沙里淘金般的史料勾稽能力”。
葛剑雄揽下这份“苦差事”，其实有一个心理酝酿的过程：第一，学生时代的葛剑雄在动笔写硕士论文时，竟然找不到一篇全面介绍中国人口发展过程的论著可供参考；第二，当时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文献，大多是国外学者所著，中国人特别是大陆学者的论著几乎没有；第三，在中国人口史方面有所建树的纽约B教授，曾狂妄地公开在学术研讨会上宣称，在人口史领域，他“从来不采用中国学者的说法和论据”；第四，学者们对中国人口史常常出现认知错误或疏漏，这会影响到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
葛剑雄认为，普通民众、学者和官员，都应该了解中国人口发展史，而人口史学者在这一点上责无旁贷。了解了他的写作心路，也便了解了这本专著的学术分量，整部书没有艰涩难懂的学院气，大部分文字表述逻辑严谨通俗易懂。
就《中国人口发展史》的研究时间范畴来讲，从公元2年（西汉末年）开始才有比较确切的全国性人口记录。西汉对3岁或7岁以上的全部男女人口征税，是学术界公认的历代户口数最准确的数字之一。而更早的商代的人口调查数字却没有任何记录，因此中国人口发展史的上限应该是公元初。
事实上，对于史学研究应该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史学先贤们早已打了样。唐代史学家杜佑，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叙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政书《通典》，其初衷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而杜佑的挚友李翰在为《通典》所作序文中强调，《通典》能够“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就是阐明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对当代中国人口发展史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某些特殊时期人口因非自然因素大规模减少的分析和探究，更要触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利弊得失，这就造就了《中国人口发展史》处在一个尴尬的局面：虽然很好地回答了中国14亿人口是如何发展而来，却没有对中国未来的人口走向，特别是对人口结构提出有价值的论述。
“上计”迭代史
人口调查制度自古有之。
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调查出现在埃及（公元前3000年左右）和巴比伦（公元前2200年左右），比中国人口调查起源的商代要早。关于中国最早的人口调查记载见于《国语?周语》，其中描述的“料民”便是人口调查。葛剑雄认为，中国人口调查的起源应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
为何自古以来，统治者们如此重视人口调查？
在以农耕和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社会，人口和生产资料的多寡往往决定了国力的强弱，而国力的强弱又对政权的稳固、战争的胜负和开疆拓土至关重要。因此，在人类发展史上，大多数政权都十分重视促进人口增长。
人口是国力的基础。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征战不断。当牧场牲畜承载能力由于气候等原因变差，进而给原住民带来生存压力时，游牧民族的铁骑便会南下，除了到汉地掠夺生活必需品之外，往往还伴随着对人口的掳掠行为。比如，匈奴曾虏掠秦汉时期的大量汉人，吐蕃也从唐朝掠走大量汉人。中原政权在强盛之时，也会接纳来自敌国的战俘、劳动力等充实本国人口，比如唐朝俘获的十五万突厥人和主动降唐突厥人达十万……据统计，这些内迁人口总数至少200万人。
人口统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掌握了本国人口情况，才能决定多大限度调动国力。因此，一旦在治理能力和统计手段上具备条件，统治者便难以抑制对治下人口、特别是涉及赋税和兵役的那部分人口做出统计和摸底的冲动。
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具备研究价值的人口统计数据，是在以户口统计为基础的“上计”制度建立以后。目前，学术界对“上计”形成的时间尚未达成共识，一般倾向于“上计”始于战国。
“上计”并不局限于人口调查，可人口调查却因此得以经常化、制度化。各级地方官将其所辖区域人口、田地的增减变动、财政的收支情况汇编成册，逐级上报，以备朝廷或皇帝审查。透过该制度流传下来的历代人口数字，为今天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研究留下来了宝贵的资料。
与现代人口统计不同，“上计”的重点基本都局限在与赋税和兵役相关的“男丁”上，对妇女儿童和老人常常有意无意地忽略，针对全部人口的统计更是凤毛麟角。比如，宋朝的人口登记对象基本只局限在与赋税相关的男性，对女性的统计只有在赈灾时才会出现。
为何不对人口进行全覆盖？有观点认为，这主要是囿于当时的治理能力和统计技术的局限，只能针对重点地区的重要人口进行统计。
这种说法并不严谨。公元2年，西汉在建国初期，就开始逐年对4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6000万人口进行逐人登记，这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人数记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最完整、最精确的人口调查记录。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在快要打下江山时，也下了一道白话文圣旨：将没仗可打的士兵分发到各地，到百姓家中核对户口。在高压手腕下，朱元璋的圣旨被大军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从史料来看，百姓的住址、人口、姓名、年龄、性别、田地、房屋都具体登记了，未满周岁的婴儿都没有漏掉。可见，明朝初年的人口统计也是比较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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