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马甲法国”与2022总统大

理财鱼小提示：“黄马甲法国”与2022总统大选——《回归故里》启示录

（2020， 法国黄马甲运动两周年，IC Photo)

程小牧/文

法国社会学家、批评家迪迪耶·埃里蓬的著作《回归故里》中译本在出版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出人意料地成为热销之作，这在近年来非虚构类法文引进版图书中实属罕见。作者通过一次痛彻心扉的返乡之旅，试图重新认识自己竭力摆脱甚至抛弃的工人阶级家庭，在自传式叙述的外壳下，将隐藏至深的关于自己出身的创痛经验、个人奋斗历程和法国二战后外省工人社区生活图景勾勒出来。

故事类似加缪的自传《第一人》——第一个走出了自己家庭所属的阶层，完成社会身份晋升的人，而叙述则呈现为另一个高度上的反思——一个获得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回望那个被剥夺、被禁锢、被牺牲的群体，带着亲历者真实的愤怒而不是上等人故作姿态的良知，从破除自我欺骗开始，揭示阶级身份形成中的屈从与主体化过程在今天的法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本书在法国国内遭遇的戏剧性转变——在十年多的时间里，从出版时反响平平到成为的各界瞩目的话题焦点——这既是它得以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前提条件，也为我们打开了思考近一二十年来法国社会最新变化的绝佳视角。

当预警成为现实，

旧阶级与新矛盾

埃里蓬在《回归故里》之前从未以“我”的声音讲述个体的现实经验。虽然此前作者在论述其主要议题——性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时，并未隐藏自己作为同性恋者的立场。而这次他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他将借以分析社会与他人的理论工具运用于自身，如同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向自己，对于他个人的写作来说，达到了某种超越。

父亲的亡故，是这次回归之旅的契机。家庭与阶级的叛逃者，第一次直面自己出走的轨迹：出生于1953年兰斯城郊贫民区的迪迪耶·埃里蓬，父亲在工厂做工，母亲是佣人和洗衣工，他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个上完初中还继续读书的孩子。道出这些事实竟如此艰难，埃里蓬不断自问，为什么谈论自己的出身，比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更让他感到羞耻，以至于他一直以来都讳莫如深。

父亲的死让作者感受到某种赤裸的真相，让他卸下巴黎拉丁区知识分子的面具，返身于兰斯最底层的家族谱系：德占期的卑微求生、战后繁重的生产劳动、廉租房里众多兄弟的窘迫日常、在酒精与绝望中毁掉的亲友、社群的仇外与恐惧、对同性恋者的暴力等等。尽管力图对自身阶级迁移进行客观化的审视，将对家庭历史的回溯上升为对一般工人阶级的反思，但推进和成就这本书的最强烈的动力，是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源于一种深深的羞耻感。这种感觉是生来就被强加的，属于一个被侮辱、被剥夺的阶级。“我是屈辱的产物，耻辱之子”，作者反复写道。这种耻辱从他所归属的家庭萌发，以至于他害怕好友知道他的住址，他祈祷永远不要在同学面前遇见骑着电动车给咖啡馆擦玻璃的外祖父。这种“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分，这种难以逾越的界限、日益扩大的差异与鸿沟，正在造成更为可怕的分疏和仇恨，直到遍及整个社会肌体。

出版之初，仅有少数媒体对《回归故里》做出反应，《世界报》谈到它对“还乡”这一文学母题的回归，多少代表了书评界兴味索然的态度。《快报》找到了一个较有冲击力的说法，将埃里蓬的书称为“了不起的社会出柜”（formidable coming-out social）。将坦承自己的阶级出身比喻为“出柜”——这是作者的再一次出柜，比性取向的出柜更为痛苦，这确实道出了《回归故里》的某种本质。

然而，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在这部书问世十年后的2019年，法国主流媒体开始滔滔不绝、热情洋溢地谈论它，电视和广播节目也竞相邀请埃里蓬为座上宾。表面看来，这归功于2019年1月德国戏剧导演奥斯特梅尔根据《回归故里》创作的同名戏剧在巴黎上演所获得的成功。但其实这部剧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所展示的形象与当时的黄马甲运动发生了直接关联。这部剧作的排演采用了多媒体形式，舞台呈现为一个录音工作室，女演员艾琳·雅各布在为一部纪录片录制画外音，画外音的讲述均摘自《回归故里》。同时，剧场大屏幕投映着迪迪耶的母亲、兰斯的工业区、贫民的集体住房、家庭相册，而最重要的画面则是战后法国社会政治运动的纪录片资料：二战后法共领导人雅克·杜克洛的讲话、五月风暴的街头游行、萨特在雷诺工厂前的演讲，尤其是正在凯旋门前集结的“黄马甲”运动的示威人群。2019年1月12日的《观点》周刊激动地评论道：“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黄马甲运动就被搬上了舞台。在第九次周六大游行的前几个小时，这个周五之夜，在巴黎首演的一出戏几乎与现实同时发生。”而剧本所抨击的新自由主义精英的代理人们正在对面的爱丽舍宫处理政务。

并非导演奥斯特梅尔的戏剧令《回归故里》大热，而是《回归故里》与黄马甲运动的紧密关联使得奥斯特梅尔的剧作大获成功。这部书提前十年为未来的社会运动作出了预警和解释：工人阶级并未消亡，消亡的是抗争的可能性，左翼政党的失败，民众对代表制的不信任，工运的不复存在，最终，无声的愤怒以一种骚乱形式爆发出来，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2019年，在黄马甲运动的背景下，《回归故里》被重新阅读和阐释，它被阅读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于它的第三章，埃里蓬分析了工人阶级政治归属感的丧失与蜕变，为何以前将选票投给法共的家人现在都把选票投给了极右翼的国民阵线？那个曾经主导了二十世纪社会历史深刻变革的阶级，我们对它曾经的面貌与话语无比熟悉，如今却如此模糊扭曲难以辨认，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矛盾冲突又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

三重对立的法国，

“黄马甲”是谁？

2018年10月，针对国内能源产品消费税的增加而导致的汽车燃料价格上涨，法国出现零星的抗议活动。增加能源产品消费税是一项有步骤的应对全球变暖的国家低碳战略，此类政策遭到抗议并不十分令人意外。然而原本无组织的抗议活动在短短几周的时间内，借助社交网络的组群传播和号召，于11月17日周六在全法各地集结为一次上百万人参与的示威活动。与一般抗议集会十分不同，这些示威人群相当混乱无序——缺乏工会的统一组织、没有将活动形式和游行路线预先通报治安部门，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成群地驾驶机动车停靠在进出城镇的路口和环岛，使交通陷于瘫痪，严重破坏公共秩序。他们唯一的统一标志是身着荧光黄色的工程马甲，类似建筑工人作业服，这次运动被称作“黄马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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