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 | 亚当·斯密举证：市场经济可以富国裕民（上）(2)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正在酝酿，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示，而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却初见端倪。斯密有一段时间住在格拉斯哥，那里是当时苏格兰的工业中心，制铁工业和纺织工业比英格兰发达，斯密实际观察了工业区的经济生活，感悟到了分工的真谛。

尽管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经成为公理，然而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把分工和效率、分工和比较优势、分工和市场范围、分工和自由贸易联系起来，展开多层面、多角度地论述，实在不失为“高瞻远瞩”，这个特有的生活背景使他满怀豪情地讴歌分工。而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将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由于目的在于效率，因而他没有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分工目的，则在于研究商品生产的根源。

对于分工与效率，斯密做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他以扣针制造业为例指出，如果十多个工序由一个缺少专门训练的工人承担，则可能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更不用说20枚了。但如果10个工序由专门工人分担，这10个工人每天可以制造出48000枚。分工在促进了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在未开化的社会中一人担任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担的工作”。历史已经走过了漫漫长河，在自然经济的时代，由于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社会长期停滞；而后来工业社会的效率提高和社会进步则是分工使然。俯瞰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叹斯密在当时所展示的远见卓识。

那么，分工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不厌其烦一再重复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斯密说，在狩猎社会，一个人开始时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时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于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

其实，如果说人们都在“计算”，都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大的，那么真正的最大大概就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许多“穷人”之所以花很长的时间等公共汽车，“富人”则为了节约时间买小汽车、坐出租车，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穷人的资源优势是时间，穷人的时间最不值钱，富人的资源优势是钱，富人的钱最不值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都在于寻找到了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发挥了资源的优势，因为只有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才会使得成本最小、收效最大。而东施效颦、抑长扬短、缺少自己的特色大概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特别要予以注意的。

斯密把个人之间的交换扩展到国家之间的交换，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都有自己的国际分工。一种商品如果由其他国家来生产，所需的成本比本国低，那么本国就不要生产，用输出自己最擅长生产的商品所换来的钱，购买别国的廉价商品会更划算。因此，他不仅主张国内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主张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后来，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支配国际贸易的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斯密讲的是绝对比较优势，即鞋和帽的生产效率，甲国都比乙国高。李嘉图讲的是相对比较优势。虽然乙国两种产品的生产效率都比甲国低，但鞋的生产效率相对比较高，乙国可以专门生产鞋和甲国交换。甲国鞋和帽的生产效率都高，但帽的效率更高，甲国可以专门生产帽和乙国交换。这样两个国家的蛋糕却都可以做得更大。斯密是倡导无疆界的市场，倡导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一旦涉及到国家的利益，涉及到国家安全，自由贸易就被保护主义所替代。

分工与法制

分工引起交换，以比较优势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分工具有如此的伟大功绩，因而在斯密的笔下当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细、越专业化就越好了。然而，分工能否越来越细也是有条件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斯密举了很多生活中近乎琐碎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例如，搬运工只能生活在大都市里（就像重庆的“棒棒”），因为大都市市场广阔，而农村市场狭小。斯密这里所讲的市场范围，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交换的依存度、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是一国经济进步与否的标志。当然，分工与市场范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在我国，当前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提高、需求的拉动，涌现了很多新兴产业，这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现代证明。

然而，分工和专业化都是需要法律保护的，实际经济行为与法制建设在反复的博弈中不断完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分工和交易将很难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不仅体现在买卖双方，还体现在债务人和银行的关系上。亚当·斯密说，苏格兰各银行，在一个长时期内非常明确地要求一切顾客经常要定期地归还贷款。如果他不能照办，那无论他有怎样大的财产和信用，也不要想向银行贷得一文。我们的银行应当学一学，银行不良贷款是银行明知收不回来还要贷出的结果。

斯密的研究之所以从分工开始并高度讴歌分工，是因为他直接感知了他的时代，感知了分工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他的经济学研究充满活力的根源所在。对于我们现实的经济学研究来说，这是具有启迪意义的——经济实践永远是经济理论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实践条例，剩下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研究。

在斯密看来，分工越细、越专业化越好。然而161年以后的1937年，R·科斯教授却在他的《企业的性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对斯密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或者修正。在这篇论文中，科斯以“交易费用”概念为枢纽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化的分工不是越细越好，而是应当有适度的规模。或者说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用大型企业内部管理的“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企业史学家钱德勒通过对企业史的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

后发国家在发展之初都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资源、劳动、环境稳定、也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但不能陶醉于比较优势，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要及时转变发展方式，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劳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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