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莱布尼茨（中）

理财鱼小提示：回到莱布尼茨（中）

“中国哲学”在欧洲的取舍

莱布尼茨用“前定和谐”说，替上帝解决了单子同一性问题。

这就使得原本“形而上学的点”，彼此间有了联系，有如几何学里由点而线，由线而面，由面而体，由体而物，由物体而形成世界，成为了世界的形式因。

如此看来，几何学应该就是提示了世界同一性的一个“前定和谐系统”，而几何学中的“点”，也有可能就成为了莱布尼茨“单子论”的一个思想来源。

就在不久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同中国士人徐光启合作，一道翻译了《几何原本》，对此，莱布尼茨应当清楚，至少亦该有所耳闻。

自从利玛窦以后，有两个词在欧洲流行开来，一个是“泰西儒士”，另一个是“中国哲学”。前者属于身份认同，而“儒士”一词，也是中国文化的标志，被称为“泰西儒士”，显然是指欧人中国化；后者属于思想欧化，因为“哲学”一词出自西方，将中国学术视为“哲学”，则是向西方看齐，在求同中，给中国思想作了欧化标记。

因此，孔子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哲学家”，最早起这个话头的，便是先行来中国传教的罗明坚和利玛窦，利玛窦就说过：中国最大的哲学家莫过于孔子。

他们的后来者里，有个比利时人起了个汉名，叫“柏应理”，他这个名字，应该跟理学有关，17世纪中叶，他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莱布尼茨跟友人谈起过这本书，说：今年巴黎曾发行孔子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者之王。

这本书，主要是对儒家《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的翻译和解说，是好几代耶稣会士共同努力的汉学成果，书中用了古希腊人的哲学——“爱智慧”来对译孔子的“志于学”，用“哲学”观点来看中国，其优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国从此有了“哲学”。不足也显而易见，仅以儒学为“哲学”，反而使人产生误解，例如，后来的黑格尔等人就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孔子本人也不是什么哲学家，其思想属于伦理学。

从17世纪到19世纪，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落差甚大。从17世纪以“哲学”为中国思想正名，到19世纪认为中国无“哲学”，这样的一个倒转，是从18八世纪末开始的，那时，正处于乾隆之末。

西方传教士看中国，开了个向上看的头，其眼光集中在帝王，他们对于帝王的评价，也就变成了对中国的看法，若皇帝好，他们就说中国好，反之亦然。

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中国有康熙帝，在欧洲好评如潮，其时，欧人之于中国，便凡事都往好处说，就连莱布尼茨亦追随众口，未能免俗。

康熙的活法，是敞开来活，活得很阳光，却从未自诩太阳王，这跟与其同时的路易十四不太一样。然其魅力，则诚如黑格尔所言，如日出一般，还是放射着文明开化的光芒，在他的麾下他的朝廷上，儒士、传教士统统用，中学西学一齐上。

儒士认可他，他就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传教士认可他，他就得到西方知识界的广泛好评，连带对“中国”的评价，也因为占了他的光，跟着光芒四射起来。

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中，就这样评价康熙帝：当今皇帝康熙，就是这么一位君主。若问，他是怎样的？答曰“空前伟大”的！“空前”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仅限于中国，还是包括了欧洲？还有“空前”的时限，到底有多长？仅限于当下，还是包括了古今？对此，莱布尼茨未作进一步说明，而是特别强调了康熙帝“对欧洲人颇怀好感”，初虽受阻于摄政权臣，但他一亲政，便立即“允准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

莱布尼茨认为，正是康熙帝的雄才大略，“使得欧洲的技艺和科学更好地输入中国”，此前，没有任何一位中国皇帝像他那样做过，或做出了他那样的气魄。

以此，莱布尼茨确认，康熙帝一人比其所有臣僚，都更远见卓识，还说，“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而这种“结合”，正好符合莱布尼茨所设想的“前定和谐”，他认为，康熙帝正以中国本色的实践的方式，履行着上帝原本就已安排好的东西方的“前定和谐”。

为了以更为“和谐”的方式实现“前定和谐”，他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担心，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将在所有值得称道的方面落后于中国人，说这番话，并非因为我妒忌中国新近的醒悟，恰恰相反，我由衷地祝福他们，我只是希望我们也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他这一番话，是针对什么情况来说的呢？

那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据说，康熙帝委托传教士南怀仁致信欧洲，希望欧洲方面多派些传教士来，说中国需要他们。这一信息，激动了欧洲，而欧洲方面，有能力且有意愿往中国派遣传教士的国家，惟有那个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国。

那时的欧洲，同中国一样，流行君主专制，并且向着中央集权发展。三十年战争，助推了这一趋势，顺着这一趋势，法国后来居上，路易十四王成了赢家。

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废墟上，结了一个崭新的政治文明的硕果。那硕果，就是我们在此一再提到的那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我们读世界近代史，皆以英国革命为近代史开篇，别无其他，教科书上都这么讲，实则非也。除了英国革命，还有宗教战争，也可以作为近代史的开端。

国家近代化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以民族国家的腿走路，走向国际；另一条，则以民主国家的腿立足，立足于国本。而这两条腿，都跟新教徒有关，宗教战争就不用说了，民主革命，其实质也是新教徒议会，是对于天主教王权的革命。

但新教徒之于欧洲，从根本上来说，仍未脱离君主制的局限性。民族国家的兴起，在欧洲大陆，不但未能抑制君主制的发展，反而使得原本已封建化的君主制，走向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路易十四和彼得大帝就是如此。

那么民主国家的情形如何呢？也与君主制妥协了，光荣革命就是一种妥协，妥协为君主立宪。如果说英国革命终结于君主立宪，那么由宗教战争催生的欧洲共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岂不也是饱经战乱的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君主立宪”？

总之，那时具有普世性的，并非民主制，而是君主制，从君主制里来看中国，中国当然很美，不但历史悠久，走在了欧洲的前头，而且文物渊薮，引领欧洲时尚潮流，尤其在向着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发展方面，中国君主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历史的高标，更何况在制度安排方面，中国传统里政治文化化和文化政治化那一套还是蛮有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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