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打破投入产出“悖论”

近年来，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在政策制度设计上日渐完善成型。作为相关政策的参与者，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陆敏深有体会。然而，在科技成果转化实际操作层面，他也听到来自一线人员的不同声音：“不敢为、无力为和不便为。”

“部分法规文件与改革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导致不敢为;成果管理和转化服务能力比较弱，导致无力为;技术市场生态还不健全，导致不便为。”陆敏对此分析道，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的当务之急是需对症下药，“药方”就是上海市前不久发布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1—2023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打破投入产出“悖论”

欧盟至今仍反思“欧洲悖论”，即欧盟在科研投入和创新资源上不输美国，却在成果转化产出上长期落后于美国。这种“悖论”同样发生在中国。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常旭华介绍，上海研发经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经超4%。以专利为例，2016年上海高校平均申请和授权专利分别为213项和122项，远高于同期美国高校的81项和37项。然而，上海平均每所高校出售专利6.9件，收入99.17万元，远低于美国。

近两年，国家密集出台系列政策文件，持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在陆敏看来，其中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强调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先后发布的相关文件将技术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数据并列为五大要素;二是推动赋权改革，提升质量、专业发展。

与此同时，上海市先后发布《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7—2020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简称上海“科改25条”)《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等法规和政策文件，推动本地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希望打破“悖论”。

陆敏介绍，《行动方案》的主要任务部分共有四个方面十一条。从成果需求侧，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从成果供给侧，提升高校院所和医疗机构成果转化运用能力;从成果转化服务侧，提升技术转移服务能力;从技术市场生态方面，提升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行动方案》除了关注高校院所的改革，还强调国企体制机制改革，包括推动国企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等。

上海市国资委二级巡视员邵珉介绍，近5年来，上海市国资委系统企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5884个，技术转让交易合同金额45.22亿元，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37702亿元，约80%的成果转化项目集中在制造业企业，主要分布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并呈现出系统企业从技术引进到技术输出的变化趋势。

关注概念验证阶段

陆敏坦承，不同单位因对政策文件理解不同，实际操作也各有差异、有松有紧。为此，《行动方案》支持开展相关试点和机制探索，尤其是在赋权改革试点单位免责机制、成果管理等方面提出探索性的操作举措。

比如，上海大学一直在探索技术转移的新模式，一是对外依托市场化专业机构，柔性提升技术转移服务能力;二是对内进行机制创新。鉴于编制难有突破，该校借鉴国外经验，依托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探索建设校内第一个学院(学科)级技术转移平台——上海大学智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心。

“我们的做法就是组织具体学科领域转化经验丰富的团队服务其他科研团队，建立共赢机制，一起做好本学院、本学科领域的成果转化工作。”上海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池长昀告诉《中国科学报》，学校希望通过试点学科级平台推进成果转化相关工作，探索成熟后可向校内其他学院(学科)推广。

此外，上海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与温州(嘉定)科技创新园共建“沪温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以吸引温州企业投资上海大学科技成果;上海大学联合校外专家力量，推进成立上海第一家科技成果评价研究院。

池长昀指出：“成果转化中的难题并不是若干个政策文件出台就能马上解决的，仍需要在实际操作环节不断探索合适的路径和模式。”

《行动方案》多次提及“概念验证”，如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筹资设立概念验证基金、支持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开展概念验证、鼓励金融机构试点建立科技成果概念验证引导资金等。

在池长昀看来，成果转化资金缺口主要体现在应用研究阶段、概念验证阶段、企业孵化阶段和大规模产业化阶段。“资本更倾向于投资后两个阶段，而应用研究阶段有政府资金支持，只有概念验证阶段容易被忽视。”

他发现，国内对概念验证仍处在探索阶段。“高校可以会同社会资源先建立一个千万级基金平台，主要聚焦早期科技成果。所建平台不仅要保证公允，还需要耐心，慢慢做大做强。”

专业机构双向发力

今年上半年，池长昀在跟踪上海大学与企业合作的一个成果转化项目，该项目的专利转让费达3000多万元。

池长昀向《中国科学报》介绍了项目的亮点，一是学校聚焦企业实际需求，将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结合，进行专利布局并协助企业实施;二是学校技术转移机构与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的有效结合，前者对接科研团队成果，后者对接企业需求。他称其为“双向发力模式”，既是高校与企业的双向发力，也是高校内设技术转移机构与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的双向发力。

“见面3次，电话沟通22次，深夜线上组团沟通5次。”池长昀对此记忆深刻。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们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促成了该项目成果转化，项目启动仪式即将举行。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技术转移办公室主任刘群彦发现，《行动方案》特别提出，支持上海交通大学落实国家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去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正式启动专项改革试点工作。

刘群彦介绍，上海交通大学结合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试点，构建了支撑改革的政策体系，并持续优化科技成果登记、评估、公示、备案、产权确认等环节。今年1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建立起科技成果转化一门式服务系统，“一般许可、转让项目平均审批时间从大于30天缩短到了小于6天”。

“我们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专员的准入、培训、激励、考核等制度，逐步形成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队伍，为师生员工提供全流程、规范化的成果转化服务，首批已完成12名专业人员的考核聘用，今年10月将启动高级职称竞聘。”刘群彦告诉记者。

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上海交通大学成果转化数量近60项，合同金额突破3.6亿元，远超去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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