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姆雷特》到《小红帽》：女性视角的经典重述何以必要？

理财鱼小提示：从《哈姆雷特》到《小红帽》：女性视角的经典重述何以必要？

在阅读经典故事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跟随着主角的经历和由此展开的情节。这种阅读方式往往只能以一种“单线程”和“中心化”的叙事结构展开。如果我们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从其他角色的视角出发，或打乱、扭曲情节进而重构叙事，那么故事是否会变得更丰富？

近来，就有相当一部分经典文学作品开启了女性主义视角“重述”计划。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罗珀记》就是其中知名的代表。此外，纳塔利·海恩斯（Natalie Haynes）在《千船》（A Thousand Ships）中以女性视角重写了特洛伊战争，派特·巴克(Pat Barker)在《女孩的沉默》（The Silence of the Girls）中以布里塞伊斯的视角重写了《伊利亚特》，玛姬·欧法瑞尔(Maggie O’Farrell)的《哈姆雷特》（Hamnet）聚焦于莎士比亚的妻子，吉特·塔依尔(Jeet Thayil)的《女人之名》（Names of the Women）写了和耶稣同时代的15个女人的故事......

在日常的文化生活中，“文本重述”并不是新鲜事物：广义而言，网络小说的“番外”，粉丝创作的“同人”，乃至影视剧对小说的改编，都属“重述”之列——它们或更改叙事的视角，或调整情节发展。而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重述也引人注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特洛伊战争的重述，以及安吉拉·卡特对童话故事的女性主义改写；若将“图像”也视为广义上的“文本”，那么女性主义对《大宫女》《最后的晚餐》等经典画作的挪用亦属此列。

经过了重述的文本已然环绕在我们身边，但这一话题依然值得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人们愿意进行重述，并阅读经过“重述”的文本？重述后的文本和被重述的文本之间有何关系？对经典文本的重述为何必要？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邀请读者一同探讨。

01

对文本的重述何以可能？

对经典文本的重述，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件高大上的事情。然而，即便在最平常的大众文化中，重述也并不少见。例如，许多漫画和网络小说都拥有“番外”，作者往往会基于某一配角甚至反派的视角再现“正剧”内容；而在知乎上也常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如何讲述一个反套路的武侠故事”“可以写一个崩坏的童话故事吗”……这些问题旨在基于特定视角，重构人们所熟知的武侠和童话叙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被“重述文本”所“包围”的意义世界之中。

然而，对文本的“重述”究竟何以可能？“作者已死”“文本并非封闭”等表述早已为人所熟知，每个人也都被默认可以对文本做出不同解读。但人们很少思考，究其根本，文本开放性的依据究竟何在？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文本的开放性或可用意向的“充实”和“空虚”来解释。对此，现象学家常用一个关于立方体的例子来说明：当我们面对某个立方体时，我们“直接看到”的只是立方体的部分侧面，对于这些侧面，我们的意向性是“充实”的。然而，我们实际“意向”的则是整个立方体——这个意向包含了被直接看到的、没有被直接看到的侧面。对那些没有被看到的侧面，我们的意向性是“空虚”的，它们以一种“缺席”的方式被给予。事实上，没有人可以同时看到立方体的所有侧面，但人们依然可以意向作为整体的“立方体”。因此，观看活动是由充实的意向和空虚的意向共同构成的。随着我们调整观看的角度，我们会获得不同角度的意向。

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也是这样一种混合了“充实”和“空虚”的意向活动：例如，当我们阅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鲁提辖和金翠莲父女的相关情节是被“直接给予”的，因而我们对他们的意向是“充实”的。然而，对作者较少直接着墨的“镇关西”，我们的意向则是“空虚”的。基于这种“空虚”和“充实”的混合，我们获得了关于情节的整体印象和观感。同样，在分析和评价文本的主旨时，人们也离不开“空虚”和“充实”的混合：所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其中直接被给予的只是情节本身，而当缺席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构，不同的评价也就由此得出。

《现象学导论》，[美] 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张建华/高秉江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

因此，对文本的重述也就是对“缺席”事物的重构。

如现象学家弗朗索瓦丝·达斯图尔指出的：“意向性必然涉及直接被给予之物以外事物的一种期待，因此现象学必然对惊奇保持开放……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蕴含着一些现象学家只能间接通达、必须在其缺席中被重构的’现象’。”因此，对文本的“重述”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现象学活动”，无论是对于“重述者”还是对于重述文本的“阅读者”，这一活动都伴随着“期待”和“惊奇”——这构成了“文本重述”的可能性所在，也构成了重述行为的原初动力。很多时候，出版方之所以希望对其进行重述，便是因为原作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因“缺席”，才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读者也才会怀有期待。

重述的必要性还体现在“问题型”的改变上。如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所指出的，问题型是一个概念体系，它决定着人们所能追问的问题以及获得的答案。在莎士比亚时代，作者和读者都不具有系统而完整的、女性主义的“概念体系”，因而无法在文本中以相关方式展开“追问”。然而，在当下，女性主义也已成为人们看待社会不可或缺的“概念滤镜”，由此，对莎翁作品提出女性主义“问题”并期待其解答也就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换言之，在今天，许多经典作品的意向可以以一种在过去难以想象的方式得到“充实”，这种充实显出了更加丰富的意义空间。

而在大众文化领域，同人等“重述”行为往往与读者的“自我赋权”有关。通过重述，“读者”不再以一种匍匐于文本的姿态服从于作者的权威，而是以积极和主动的方式介入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之中。这一文本的再生产过程也伴随着自我满足和快感的再生产。同时，在一定的读者社群之内，优秀的重述者也可以积累文化资本，提升自己在读者社群中的地位。

《粉丝文化读本》，陶东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

02

重述对“被重述者”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读者和重述者可以从重述中获得“惊奇”和“期待”，那么对被重述的作品本身而言，重述意味着什么？尤其是经由女性主义视角重述后的作品，与原著间保持着何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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