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 一种傲慢的浪漫主义冲动, 正误导中国乡村治理 | 文化纵横

　　克制乡村治理中的浪漫主义冲动

　　 任剑涛 |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本文原载《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转自“乡村发现”

　　乡村治理很早就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事务。这可以从政策制定、社会关注和理论建构三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是三农问题成为改革开放40年中的2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二是三农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种集中关注度持续40年来不变。农业、农村、农民与农民工的种种事务，总是牵动国人的心。三是三农研究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仅以近期推出的“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来看，在20本预告书目中，与三农主题相关的著作就占了10本以上。这些著作，广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可见，三农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学术研究的聚焦主题。聚合三农问题的乡村治理，也就成为人们理解它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地位与作用的一个切入口。

　　中国的乡村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受到高度重视。乡村治理不受重视，问题自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但很受重视，并不等于就顺带解决了乡村治理的种种棘手问题。由于中国处在一个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镇、农民与市民替代性变化的关键时期，因此，确定乡村治理的一些重大原则，就成为实现乡村善治目标的必须。

　　确定乡村治理的重大原则，不是在“政治正确”意义上对乡村治理的一些基本问题表态。表态是必要的。因为态度的轻慢，注定有碍于乡村治理问题的处置。不过单纯的表态，是无法有效解决乡村治理的实际问题。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关乎乡村治理问题的表态，由于常常受到单纯道德心理的驱动，因此基本上流于对三农的同情性说辞。受敏感的同情心驱遣，人们常常无法坦率承认关乎乡村治理、尤其是乡村善治的一些历史性、社会性原则，因此停留于、满足于抢占三农问题的道德高位。并争相站在道德高位，表达一些无视现实的浪漫主义的乡村治理理念。这就更是让乡村治理问题的解决雾里看花、云遮雾障的窘境。为此，需要在现代变迁大背景条件既定的情况下，确认乡村治理必须正视的一些重大原则。

　　陷人

　　简而言之，乡村治理的这些重大原则包括：

　　一者，乡村治理必须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大局，而不是以花样翻新的反现代化思路看待乡村治理。

　　面向现代化，意味着承认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结构面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因此，不能以一种怀旧、恋古的心理审视乡村治理问题。这种怀旧、恋古的思路，大多不会直接表现出反现代化的立场。相反，这些表述者基本上都会以一种反思现代化的高明进路，既承认现代化的不可避免，又指出现代化的重大缺失，进而认定现代化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社会，从而诱使人们相信，中国乡村维持一种新老传统塑造的乡村模式，便是乡村治理的最好出路。就老传统而言，乡村那种分散居住、家户劳动、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等特征，就成为必予延续的东西。就新传统而言，两线作业，似乎也就各具其合理性：在社会主义新传统中，乡村那种集体所有、工分制度、就地发展、合作机制，成为分散农村组织起来的有效方式；在市场经济新传统中，乡村那种农闲进城务工、农忙回家种田，城市需要进城打工、城市挤出便回乡种地，农闲时成为市民、农忙时成为农民等，就成为部分论者寄予极高期望的乡村治理模式。

　　必须承认，以现代化为基点审视，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化是不可逆的。乡村现代化的弊端固然需要反思，但借此走向反对乡村现代化变迁的一端，就失去了反思的起码正当性与合理性。同理，乡村发展可能在要素组合上应当保持复杂性思维，但不是走回头路就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无论是走上老传统的回头路，因此对小农经济时代寄予极高期望，抑或是走上新传统的误读路，因此对集体农业时代深怀眷恋，对进城返城的周期性给予审美式礼赞，都是不利于乡村的现代化治理的理念。乡村的城市化、农业的工业化、农民的市民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不可逆的大趋势。必须以此为基点，才能准确认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大方向。

　　二者，乡村治理即使在现代化进路既定的情况下，也很难在短期奏效，而必然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拉锯，才能够逼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中国是具有悠久农业传统的国家，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行动者。传统农业的分散劳动、低技术水平、低效率与低效益，既成传统，就很难迅速扭转为工业的集中劳动、高技术、高效率与高效益。实现这种转变，非经艰难的治理结构化转型，无以实现乡村治理的飞跃性变化。农村社会的分散居住、分家劳作、各自为阵、各取其利，注定了农村社会是一个既重视乡土民俗又难以高精度分工和高效率合作的低频社会。农民的淳朴、勤劳、坚韧是其人格优点，但他们的理性精神、技术创制、因时而变、进取理念，显然输于工业社会的市民。不过必须确信，无论这三种转变有多么艰难，它都是中国现代变迁的既定目标，必须以此为基准，才能准确把握论及三农问题或乡村治理的社会向度。

　　就此而言，必须承认乡村治理实现现代化治理目标，臻于善治的境界，肯定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因为农业、农村与农民的习惯力量，即便遭遇工业、城市与市民的多重挑战以及高强度挤压，前者也绝对不会一击而溃，瞬间演进到后者。相反，悠久的中国传统乡治惯性具有极强的韧性，它会以人们意料之中和始料不及的种种方式，寻求其在现代社会强劲生长过程中的各种契机。这对乡村治理现代化而言，又是一个需要艰难认定的历史理性原则。

　　三者，乡村治理乃是涉及从国家高层权力事务到基层复杂民生事宜的极端复杂系统。

　　因此，试图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需要整个国家各种构成要素的紧密联动。这些构成要素，既有社会结构意义上的，诸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等等的关联性互动，也有权力层级的要素，诸如中央权力、地方各级权力相互间的积极作为。还有社会行为主体，诸如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社会组织的成员，以及农民之间的协作互动。至于战略布局、制度跟进、举措实施的步步落实，或者近期收效、中期成就、远期愿景的递进呈现，都关乎乡村治理在一时一事上的做实、一人一物的推进、一地一策的落定。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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