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的《永乐大典》只剩4%，为什么依然价值连城？(2)

　　嘉靖副本也是命途多舛。副本在清雍正年间被贮藏在翰林院敬一亭，从那时起，大臣们陆续借阅大典辑录佚书，大典也陆续遭窃遗失。50年后，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清查，已缺失一千多册；嘉庆、道光年间利用大典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典丢失不计其数，光绪元年（1875）已不足 5000 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剩余的大典绝大部分被焚毁，有人在废墟堆里就捡到了几十册。不识货的侵略者用大典代替砖块，构筑工事，甚至做成马槽。略懂古籍价值的则趁机劫掠，与翰林院比邻的英国使馆得近水楼台之便，所得最多。

　　英法军官劫掠的《永乐大典》，成为大典流散国外的主要去向。

　　1996年，听说英国和爱尔兰新出现了零册，古籍专家张忱石前往两国实地查看。一位英国汉学家告诉他，这些大典一直存在老宅的阁楼里，几十年无人问津，也无人知晓价值，后来老人去世，后人清理旧物时才发现。2014年在汉庭顿图书馆发现的那册同样如此。那一册是美国传教士约瑟夫·怀廷1900年从中国带回家的，60多年后被他女儿随着其他藏书一起捐赠给了汉庭顿图书馆，被束之高阁长达114年之久。

　　清朝灭亡后，国家层面收藏《永乐大典》的行动，从1912年中华民国刚成立就开始了。作为公务员的鲁迅，还曾为《永乐大典》的国有化收藏出过力。

　　清末，内阁、翰林院仅存的64册《永乐大典》，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放在家里私藏。中华民国成立后，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图书馆就是他主管的事务之一。他多次向陆润庠索要，促成这批书于1912年7月入藏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收藏《永乐大典》的开始。

　　通过政府划拨、海外送还、藏家捐赠、购买等方式，国家图书馆不断丰富《永乐大典》的收藏，至今一共藏有224册（其中62册暂存台湾），是海内外《永乐大典》最大的收藏机构。1912年之后最大的一次入藏，是1954年由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赠还，共52册。

　　（6月1日，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的“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期间，工作人员通过情景剧形式向小朋友们讲述《永乐大典》的故事。图/IC）

　　打捞失踪的古籍

　　《永乐大典》这一类的类书，对于后世有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辑佚古籍。大典将明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但文渊阁所藏图书到万历年间时，就已“十不存一”，清康熙年间已寥寥无几。

　　“古代书印得少，只有富人家才有，一经大火、战乱等，比较容易失传。”张忱石说。而类书就像一个移动的图书馆，保存了这些失踪古籍的内容，“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就是依靠《永乐大典》才失而复得的。

　　《旧五代史》于北宋初年编纂，清代前期已完全失传，乾隆年间依靠《永乐大典》“得十之八九”。1784年，《旧五代史》刊印殿本，入列正史“二十四史”之一。不过，据历史学家陈垣研究，清人辑录《旧五代史》时因为政治用意也有篡改的现象。

　　清代编修另一部大型类书《四库全书》时，是依靠《永乐大典》辑佚古籍的高峰期，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被打捞出来。尽管如此，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还批评说：“宋元以来所亡之书，虽赖得传，然当时编校者，遗漏之处尚多。”

　　之后，从大典中打捞古籍的工作一直持续。例如，曾在国家图书馆任职的缪荃孙辑出《曾公遗录三卷》《明永乐顺天府志》等，赵万里辑出《陈了翁年谱》《元一统志》《薛仁贵征辽事略》等。

　　2004年，张忱石与几位学者共同编纂的《永乐大典方志辑轶》出版，辑录了大典中失传的全部方志，共900余种，对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张忱石还辑录了几本有趣的民间著作，比如宋代启蒙读物《金璧故事》，专门记录历代典故，后来放入《蒙学集成》中出版；以及元代的《净发须知》，是民间知识分子记录的关于理发的有趣故事。《永乐大典》的一个特征就是包罗万象，大量民间书籍也被收纳，集合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

　　在2013年入藏的那本“湖”字册中，有学者收集了22 位元代诗人的26首佚诗。这一册内容为含有“湖”字的诗文，主要来自唐宋元明四朝，收集的26首佚诗，连作为元朝诗歌总集的《全元诗》都没有收录。

　　《永乐大典》的辑佚颇具难度，主要依靠运气。这主要是因为大典的编纂体例十分特殊，并不是将现成的书合在一起而已，而把各种书拆散重编，分类的依据是韵和字。也就是“以韵为纲，以字系事”，每个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比如‘湖’字册下有‘东湖’条目，把各种方志里关于东湖的记录抄下来，再抄关于东湖的各类诗文等等，全部拆散了。”张忱石说。一个诗人的所有诗歌，会分散在不同的条目下。

　　张忱石认为，这为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东一段西一段，要拼起来就难了。”所以辑佚的古籍残本居多，全本很难得。

　　1951年，藏书家周叔弢向国家捐赠一册“杭”字韵大典，竟然从中辑录出两本完整的书，堪称奇迹。这两本小书《都城记胜》《西湖老人繁盛录》分别署名“灌圃耐得翁”和“西湖老人”，记载了南宋杭州城的风俗与文艺，都被完整收录。张忱石认为，从内容看，这两位作者不是一般市民，生活豪奢，常去各家私人花园，对皇宫的宫殿也了然于心，可能是皇室成员。后来发现元朝笔记里有记载，“灌圃耐得翁”确实姓赵。

　　这种体例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造成了很多错误，“当时编书的人要先从书里摘取，然后誊写，嘉靖年间又重录，清代编《四库全书》再抄一次，每抄一次只会增加错误。比如唐代林宝编的《元和姓纂》，记载唐朝名门望族的事情，补充了很多名人事迹，后来失传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辑录了十卷，但明代拆得七零八落，辑录后错误太多，四库馆臣校了一次，学者孙星衍、洪莹又二校了一遍。到了近代，学者罗振玉利用唐代墓志又三校，后来岑仲勉再四校，才基本把错误校好。现在新出土了一些墓志，又可以继续校了。”张忱石说。

　　再造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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