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事绝无“无辜”可言

　　"我想买一个蛋，麻烦你，"她怯怯地问道，"怎么卖呢？"

　　“只要五便士一法寻一个一两便士两个。 ”绵羊回答。

　　“那么两个还比一个便宜？"爱丽丝的口气透着惊讶，伸手拿钱包。

　　“只是你必须两个都吃掉，如果你买两个的话。绵羊说。

　　—《爱丽丝镜中奇遇》第五章

　　从1992年到1993年间，我一直在翻译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三篇短篇小说。这三篇法文小说以《蓝色故事》(Come Bleu)之名出版，我译成英文A Blue Tale,是尤瑟纳尔的早年作品，那时她还未成为技艺娴熟的文体家。既然是才情满溢、目空一切的轻狂年少，可想而知，故事情节不时会岔出去，从清冷娴静的蓝，变成俗艳刺眼的紫。

　　由于译者与作者、 上帝不同，有可能插手去改过去不好的地方。尤瑟纳尔的少作中的每一个闪光小饰物和涡形装饰，要是全保留下来，在我看来未免流于迂腐，于文学的考古嫌多，对文学的爱略少。还有，英语遇到才气奔放流泄，耐性不如法语。所以，有几次——我罪，我的重罪(mea culpa, mea maximaculpa) —— 我一声不吭就喀嚓剪掉一个形容词或删掉一个直喻。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被好友埃德蒙•威尔逊批评，说他译的《尤金•奥涅金》不帮人遮丑。纳博科夫回应说，译事不在于为原作润饰或作评论，而是在另一门语言中，用完全对等的词语重写原作，以飨不懂原文的读者。纳博科夫显然认为（只是，我怎么想，也不相信这位语言大师真的是这意 思），不同的语言于意义和声音都“对等得起来，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想象，换一种语言，也可以原貌重现，绝对不会有全新的东西冒出来。

　　但其实（就像每一位译者在第一页开头便会发觉），phoenix在一种语言是神奇的“火凤凰”，换一种语言，不过是养在后院里的鸡。要为这一禽类套上浴火重生的辉煌气派，不同的语言可能就需要另觅佳禽，从异兽宝鉴去抓一只合适的来用。而且，纵使如此，奇珍之处也会有所不同。例如英文 里phoenix就还是透着野性，引人遐想，但在西班牙文，ave fenix就是17世纪流传下来的浮夸辞藻而已。

　　中世纪早期,translation （从拉丁文transferre［背负物件转移至别处］ 的过去分词变化而来）指的是圣徒的遗觸从一地移到别地。有时，这类移葬是非法的，例如圣觸被盗，偷偷送到另一处地方来增添那里的名气，圣马可的圣觸从君士坦丁堡移葬到威尼斯就是这样的情况。千方百计、不顾 一切就是要将宝贝据为己有一这样的说法用作文学翻译的定义，说不定比纳博科夫说的要好。

　　译事绝无“无辜”可言。凡译，必有所解读，必有对题材和解释的选择，必有对别的文本的排斥或封锁，必有译者临时篡夺作者之名强行改定。由于译事做不到不偏不倚，一如阅读做不到不带偏见，译事连带负起的责任便远远超出译文纸页之外。

　　译不仅有语言之间的译，经常还有同一语言之内的译，从一种体裁到另一种体裁，或者说从一个文学书架到另一个书架。就后一种情况而言，也不是所有的“译”都得到承认：当査尔斯•兰姆和玛丽•兰姆合作将莎士比亚戏剧改写为儿童版的散文故事，或者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将康斯坦斯•加尼特译的屠格涅夫慷慨地赶进“英国文学的羊圈”，这种进入幼儿园或进入大英图书馆的文本位移，依照语源学都不是“译”。兰姆也好，伍尔夫也好，每一位译者，都在用另一种或有所增饰或有所减损的意义装扮文本。

　　译事要是单纯作交换，那就和影印一样，不会有扭曲、禁制(抑或是 增益、阐明)的机会，要不然也顶多像抄经房抄出来的经文罢了。只是，非也。我们要是承认翻译这一件事，单单是将文本转换到另一语言、另一 空间、另一时间，也就是在改变文本，好坏不论，那就一样要承认每一次 翻译——转写、重述、换标记一都是在原始的文本加上“成衣” (pret- a-porter)式阐释、隐含式注解。而箝制，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

　　读者接受译文只是原始文本的一种“版本”，就等于默认译文可能掩 盖、扭曲、削弱，甚至封锁文本。约翰希姆•德•贝莱早在1549年便在《法兰西语言之捍卫及发扬》一文中做过说明：“这帮人与其说是译者不如说是叛徒，他们背叛了本该予以彰显的那些人，致使其荣光受损，他们通过颠倒黑白，使无知读者误入歧途。对于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说的？”

　　约翰•鲍斯威尔以中世纪同性恋为主题而写的突破之作《基督教、社会包容、同性恋》，索引中的“翻译”条目，写的是“参见’误译’”， 或者依鲍斯威尔的说法，那是“对历史记载的故意曲解”。古希腊、罗马 经典被人施以“翻译消毒术”，事例不胜枚举，有改动名词故意遮掩角色 的性别，有全篇文本遭到封锁，例如托马斯•富兰克林1781年的伪吕西安文集英译本，就将伪吕西安写的《爱》从文集删除，因为文中有一群男子以露骨的对话争辩女性还是少男更适合他们发泄情欲。厉行内容检査的富兰克林写道：“既然这一点早已经有了定论，至少在我们这国家有了定论, 也就是判定女士为胜方，因此，毋须再多作争论。”

　　乔治•斯坦纳在《巴别塔之后》写道：“我们只能査禁有以名之者。”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于19世纪的百年间，唯有漂白过的译本，才会推荐给妇女作为道德教育读本。1884年在牛津大学新学院的礼拜堂讲坛,J. W. 柏根牧师就明白把话讲破，直言反对女性进入大学就读，因为大学所读的都是原始的版本。“假如要女学生夹在男学生当中也顺利考到'荣誉学位'，” 这一位害羞的牧师写道，“就一定会将古代经典的作者不作一点遮掩就送进女学生的手中一换言之，就等于是要为女学生打开希腊和罗马文学的淫秽大门。各位难道真有此意？果真如此，不就等于是要在各位的课程当中以古代文明的猥亵，去污染她们美好的心灵？要这些花样年华的少女去 见识人间上百种可憎、可厌之事？而这些事可是不管什么年纪的女性，都会避之唯恐不及的(要是可以的话，连男性也会)。”

　　而译事的“査禁”功夫，不仅在于文本中的一字、一句，甚至可以株连一整支文明；千百年来，被征服的民族就屡屡是这样的下场。例如16世纪末，耶稣会士奉反宗教改革的急先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之命，追随方济会士的脚步远渡重洋，来到现属巴拉圭的丛林为教会开疆拓土。从 1609年起，直到1767年耶稣会被逐之前，耶稣会士为原住民族瓜拉尼人 建立土著村，四周砌起高墙,名之曰“归化镇”，因为入住的男女老少都要“归化”基督文明的信条。不过，被征服者、征服者二者间的差异，并不容易克服。瓜拉尼便有萨满对传教士说过：“是什么使我在你眼中成为异教徒，便是什么阻碍你在我们当中作基督徒。”耶稣会士了解，宣教若要有成，必须建立在礼尚往来的基础上。要将原住民牢牢置于股掌之下一借用基督教神秘主义文学的词汇，也就是置于“隐性的囚禁” (concealed captivity)当中一了解对方便是关键。而了解对方的第一步，便是学习对方的语言，翻译对方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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