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欧洲危机的政治根源

　　乔治 · 华盛顿曾在致拉斐特侯爵的一封信中写道 ：“总有一天，依据美利坚合众国的模式，一个欧洲合众国将会出现。”200 多年之后欧盟诞生了，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所想象的“合众国”。欧盟是一个“货币同盟” 而非“政治同盟”，甚至不是一个“财政联盟”（scal union）。最近，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探究欧盟危机的政治根源。

　　
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 森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指出，统一的欧洲是个久远的梦想，但在漫长的年代里最重要的关切是和平与善意，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政治整合，甚至到 1940 年代初《米兰宣言》发表时仍然如此。金融合作压倒政治统一是晚近的发展，这个次序的颠倒对于理解目前欧洲的经济危机至关重要。

　　许多人主张，首先以欧洲货币的统一作为“起步”，再由此走向统一的欧洲。森认为这种主张实际上将欧洲推向了不利于统一的方向。欧盟也没有实现民主治理，紧缩政策如果只是通过法令来执行，是对公众的藐视。欧洲经济强国与金融界领袖制定的某些政策完全不合时宜，即便政策是完全正确与适时的，也仍然需要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民主是“由讨论来治理”，必须服从公共讨论和说服的过程，也必须理解社会保障的必要性，避免造成严重的社会剥夺。但欧洲政治家缺乏敏锐的“政治实践性”，他们不懂得民众的声音可以被暂时压制，但无法在各国的定期选举中剥夺他们的选票。

　　于是，各国在职政府在执行金融强国的指令时，会受到来自本国公民的压力。（备受欧盟领导人赞誉的意大利总理蒙蒂最近突然宣布辞职，这似乎印证了森的看法。）在经济政策方面，森认为目前的各种救助方案，即便成功，也只是着眼于欧元的短期生存，而没有考虑长期的可存活问题，根源在于共同货币造成的兑换率固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如美国这样的）政治性联邦国家来解决，但欧盟目前不具备这个结构。他认为核心的问题是欧洲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应该立足于亚当 · 斯密的两个目标，以经济效率推进财富增长，以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正义──这两个目标需要兼顾平衡而不可偏废一方。

　　目前的紧缩方案并不是一个解决经济危机的良好方案，也完全缺乏社会与政治的远见。牛津大学著名欧洲历史学家阿什表达了相近的看法。他在《外交事务》发表《欧洲的危机》一文，探讨“欧盟当初如何结合在一起，如今又为何陷入分裂”。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人们对世界大战和冷战威胁的记忆，以及“永远不要再来”的心愿。政治精英与民众都曾对此具有深刻的共识。

　　德国是一体化最积极的推动者，“因为他们以前曾是最坏的欧洲人，现在他们要变成最好的”。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构想过一个更全面的欧洲共同体（类似于东西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所支持的货币联盟，由此可以控制公共开支，协调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获得更直接的政治合法性。他在 1991 年的演讲中还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的联盟却要期望能长期维持经济与货币联盟是荒谬的”。

　　但法国的意图与此不同，密特朗希望能对德国货币有所控制，但又不想让德国有能力影响法国的预算。当时也的确讨论过财政联盟的问题，设定了所谓“趋同标准”（convergence criteria），要求公债低于 GDP的 60%，赤字低于 3%。但这个标准从来不具有真正的约束力。这样一个“经济与货币联盟”，虽然有统一市场，但因为欧洲各国的经济差异，以及缺乏美国各州之间那样的劳动力流动和财政转移水平，很容易受到经济学家所谓的“非对称冲击”（asymmetric shocks）。而欧洲的民主政治仍然局限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没有出现更大的欧洲公共领域。这就形成了欧洲政治的“罗生门”状况 ：一个政策或事件会在 27 个会员国的领导人（以 23 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出现不同解释，还有欧盟官方自己的解释。

　　以这种方式来治理一个有 5 亿人口的欧洲大陆，是混乱而奇怪的。在各国政策、欧盟政策和全球市场这三角关系的结构中，欧盟陷入了功能紊乱。阿什最后指出，欧洲的危机有各种可能的前景：最悲观的情景是欧元区的彻底解体，但欧洲仍然存在，甚至欧盟仍然存在，可以从头再来。第二种情况是继续应付过去，但长程的隐患仍然挥之不去。最乐观的可能是， 系统性地巩固欧盟，形成真正的财政与政治同盟。但这要求一个还未出现的“欧洲同胞公民”的认同与支持。当下的危机正在检验欧洲一体化之父让 · 莫内（Jean Monnet）的说法，“危机是最伟大的联合者”──这被称为“莫内方法”：“一个激化欧洲各国之间差异的危机，是推进更进一步联合的最佳方式。”

　　欧盟进一步的政治联合依赖于新的欧洲认同，但“欧洲公民”是一个神话吗？哈贝马斯最近在接受福山的访谈时，坚持主张一种双重性的欧洲公民身份──既忠实于各自所属的国家，又认同作为整体的欧洲。而建立这种认同的关键在于欧盟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新左派评论》发表了三位学者的文章，对佩里 · 安德森的近著《崭新的旧世界》（New Old World）展开讨论。安德森在回应中严厉指责哈贝马斯陶醉于自己的声望而看不到欧盟危机的根源所在。他认为，目前的欧盟对其根本使命模糊不清也缺乏自信，它屈从于美国的意志，过于关注经济，在地域上又急于扩张，实际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大市场。这背离了欧盟最初的政治与道德构想。

　　尼尔 · 弗格森撰文警告说，欧洲正在形成新的法西斯主义。德国人对国家统一的积极感受促使他们在20年前为德国整合而牺牲奉献，但这种感受在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缺乏政治联盟和财政联盟的配合支持，欧元区的经济危机很容易延伸为政治分歧。愤怒与挫折感在欧元区不同国家之间造成了紧张，也促成了极端政治的生长。敌视移民的现象发生在欧洲许多国家，希腊的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不只是排外，而且是仇恨欧洲的，但它有可能成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他认为民粹主义是对金融危机的一种常见的政治回应，在美国也出现了右翼的茶党和左翼的占领运动，但欧洲的民粹主义采取了更为有害的形式。

　　欧盟危机与哈贝马斯的方案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不只是经济问题，已经危及欧盟的治理机制甚至欧盟本身的存在。哈贝马斯被公认为当今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以 82 岁的高龄挺身而出，执意捍卫欧盟的政治与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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