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文盲时代向乔治·斯坦纳讨教

　　当代重要的知识分子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于今年2月离世，今年9月出版中文版的《漫长的星期六》让我们得以不断发掘和反思他长久以来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小说文体是否已经衰落？非虚构文体是否取代了虚构问题的意义？人们是不是不爱阅读了？而必须借由他的代表作《语言与沉默》，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斯坦纳所要表达的重点。

　　更重要之事在于，了解之后我们又当怎样？斯坦纳认为，我们应当保持希望，做生命的客人，对他人保持友好——这也正是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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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董子琪

　　乔治·斯坦纳，当代杰出的知识分子，1929年生于法国巴黎，2020年逝于英国剑桥。斯坦纳的父母是由奥利地移民巴黎的犹太人，家中有着浓厚的阅读书籍与欣赏音乐的氛围。1940年，由于担忧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恶化，斯坦纳全家搬至美国纽约。他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1952年进入《经济学人》杂志社编辑部，之后前往普林斯顿高等人文学院。斯坦纳曾任教于日内瓦大学、牛津大学与哈佛大学，著有《语言与沉默》《巴别塔之后》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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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事经典的终结

　　在一篇评述梅里美小说艺术的文章里，斯坦纳宣告，19世纪标志着叙事文学经典地位的终结，克莱斯特、爱伦坡、斯蒂文斯以及梅里美，都属于最后一批纯粹意义上的说书人，故事和且听下回分解的魅力已转移到了电影、廉价小说和五花八门的杂志之上。他分析了小说在20世纪的变革：故事本身成为了意识形态、哲学或心理动机的载体，而叙事之链成为了现代小说大师“悬挂意义的一条线”。正如詹姆斯和卡夫卡的作品里，虚构的故事消失在情节和象征结构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或康拉德《诺斯特罗莫》的魅力也并不来自于故事。小说的艺术向内转，小说家企图用更多高难度技巧的吸引人们的注意，这一方面让语言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元，另一方面也付出了代价。

　　为什么叙事文体会经历这样的变化？斯坦纳将原因归结为，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喧嚣的生活，沉默和私人生活逐渐衰败，小说的想象力已经落后于现实。

　　“每日的新闻从四面八方砸向我们，将即时传递的震惊影像强加给我们，让我们沉浸于戏剧性的原始感情；这样的效果，任何经典故事都不敢奢望。只有耸人听闻的黄色小说或科幻小说才能够在促销刺激的市场上竞争。”

　　在这样的情形下，从接受方面来说，刚刚收听完动荡嘈杂新闻的听众，很难平复下来阅读需要平静和想象力的文学——只有孩子成为了唯一的聆听故事的人，许多经典的叙事作品，从伊索寓言到狄更斯，都是依靠孩子来流传的。而从创作方面来看，为了与这些喧闹的媒介相比，小说需要寻找能够引起人们感情动荡的领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许多小说充满了“强迫性的施虐与色情”。（色情书写的泛滥也是斯坦纳批评的重点之一，他认为，对生理的精确描述与其说解放天性，不如说加剧了隐私的消逝，反而剥夺了读者的自由想象；表达爱的个性化语言资源正在变成陈词滥调，这与大众消费文化中的隐私和个人风格消退相关。）

　　小说讲故事的魅力转移到电影媒介之上，这不只是斯坦纳个人的观察体会。在以大众文化时代的讲故事为主题的《叙事的胜利》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弗尔福德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世纪虽然有很多像海明威这样广受欢迎的小说家，而“泰坦巨人式的”小说家已经退位，小说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叙事功能已经转移到了影视作品之中，后者代表的“工业化叙事的兴起”（指为规模复制和发行设计的故事叙述）才是20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果实。更引人深思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明星而非作家成为了头顶光环的浪漫故事的男女主角。

　　与叙事文体转移的观点相呼应的是，在人生最后阶段的访谈里，斯坦纳也提到，他的一生都在逃避理解与研究电影，最终才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电影，我们就不会拥有20世纪的高等文化。”（《人文学科的非人性：20世纪使人道德败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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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文盲时代的到来

　　斯坦纳将人人都阅读“读者文摘”而非经典原文的时代称为“半文盲时代”。他哀叹着“半文盲时代”的到来：他听说年轻人不再读书或者只读文摘或漫画，考试制度也基于选定的文本、文选或者获得文摘奖项的作品。他激烈反对“读者文摘”的文体，因为文摘意味着别人的咀嚼与消化。

　　“读者文摘这个传遍全世界的词是非常可怕的，而且还设立了文摘奖。那是别人咀嚼、消化过的事物。出于礼貌，我们就不谈它是通过什么出口排出去的吧？”

　　斯坦纳说，随着一代代半文盲出现，读者与经典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同时，将经典现代化出版的企图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将莎士比亚的作品改造为文摘或者白话的形式。

　　“半文盲”一方面是指读者群体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是对创作风潮的评价。也就是说，不仅读者变得越来越无知，作者也倾向于写得越来越简单，这两者无疑是互相交织的，斯坦纳断言，“当代英语的用法往往贫瘠、缺乏想象。政治和叙事的风格接近于文盲的水准。”

　　现代作家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繁复，追求简洁的风格，而如果将“亚历山大四部曲”（达雷尔著）中的一页与海明威或者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进行比较，就像是“将镶满黄金珠宝的拜占庭时期镶嵌图与一张黑白照片放在一起”。即使承认海明威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斯坦纳也表达了对海明威式简明风格的不满——简单的语言并不能表达复杂的思想，海明威总要书写猎手、渔夫、斗牛士，是因为语言与写作对象有一致性，《罪与罚》包含了全部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是海明威的语言所无法承担的。总而言之，“把语言紧缩到一种有力的抒情速写，海明威缩小了供以观察和书写的生活空间。”当然也有正面的例子，斯坦纳称乔伊斯为自莎士比亚和罗伯特·伯顿之后“最伟大的语词美食家”，但却后继无人。（《逃离言词》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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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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