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生育观到底什么样？

华北农村一直以来都有较为强烈的“生男偏好”，每个家庭至少要有一个儿子。笔者在华北农村调研时发现，“纯女户”在当地极为少见。没有儿子的家庭在当地被称为“绝户头”，这样的家庭在村庄里说不起话、办不起事，更做不起人。即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很严格的时期，当地农民也要想尽一切办法生儿子。当前当地的年轻人也仍然认同这一套生育观念，认为至少要生一个儿子才行。

驻马店东头村小刘的经历在华北农村很有代表性。

小刘生于1990年，19岁结婚，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大女儿8岁，二女儿5岁，儿子2岁。当笔者问她“如果第三个不是儿 子，还要不要再生”时，小刘非常肯定地回答，“要”。在东头村，像小刘这样的年轻媳妇，有三四个小孩很正常，而且基本上最小的一个是儿子。笔者在东头村调研时还遇到一个38岁的媳妇，现在有七个女儿，一个儿子。由于小孩太多，家庭经济条件难以应付，这一户在2017年被评为了贫困户。小刘说： “在农村，一定要有个儿子，以前这种观念更强，现在还好一点。我们（年轻人）也想要个儿子，有个根，传宗接代。要是没有儿子，婆婆虽然口里不说，但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时间长了（家庭）不会和睦。为了家庭（和睦），也要有个儿子，毕竟是一家人，还是要顾及公公婆婆的感受。我生第二个女儿之后，当时冲动地说不想再生了，我妈把我说了一顿，她自己有这个经历……”接着，小刘向我们讲述了她母亲在没有生弟弟时所受到的那些委屈。

小刘母亲一共生育了四个子女，前面三个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小刘是老大。小刘的母亲在2006年才生下小儿子，其间经历过三次流产，都因为是女儿而流掉。小刘比弟弟大17岁。也正是母亲一定要生儿子，导致小刘很早就辍学在家做家务。

小刘说：“我小学没有上完就没读了，家里太忙了。我们家当时是三姐妹，没有男孩，别人都看不起，我妈心里很难受。本来她已经结扎，后来又揭了。之后怀孕三次，因为是女孩，都做掉了。我妈怀孕后不敢出门，怕被人看见，那时计划生育抓得紧，她和我说，让我别去读书了，在家帮忙做饭……（没有弟弟之前）我妈心里纠结，难受，在邻居面前受委屈，说话办事都感觉矮人一截，抬不起头。比如结婚铺床，大家都愿意找有儿子的家庭，儿子越多的越好，没有儿子的不让你沾边。人家结婚铺床都不让我妈参加，她心里很失落。农村人在外面聊天都是一堆一堆的，说起儿子这个话题，我妈就没话说了。人家都说，这辈子没有儿子，肯定是上辈子做了啥亏心事，老天爷在惩罚。我妈一般很少参加聊天，别人也不愿和她聊天……她就是受过这些委屈，所以一定要生个儿子，也让我一定要生儿子。我当时说不生了，她很生气，与我吵了 一顿。”

可见，华北农村一直以来都有“生男偏好”的传统。同样，在华南宗族性村庄，当地农民也一定要生儿子。然而，相同的“生男偏好”，在华北农村和华南农村却是源于不同的动力。

01

生儿子：功能性还是价值性？

对于“为什么一定要生儿子”这一问题，华北农民给予了一个共同的解释——“为了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即延续香火，使得家族能够代代相传、血脉绵延，这是农民的一种价值追求，构成了对农民生育行为的价值性阐释。然而，进一步的调研发现，传宗接代虽然构成了农民生儿子的基本动力，但华北农民生儿子更主要是出于功能性的需要。华北农村一般都是多姓杂居，村庄内部形成了以五服以内的小亲族为核心的竞 争性结构。

小亲族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村庄政治中，还体现在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儿子”是参与村庄竞争的基本条件，没有儿子的家庭在村庄里没有面子，他们往往会自动退出村庄竞争，成为村庄社会中的边缘人。没有儿子的家庭往往没有继续奋斗的动力，父代在很年轻时就不再劳动，也不愿建房，呈现出“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状态，全然没有有儿子的家庭那般奋斗的热情。此外，儿子越多，父母在村庄内部说话、做事都越有底气，在村庄竞争中也就越容易占据主导权和优势地位，因而华北农民迫切地希望通过生育更多的儿子来壮大自己的家族力量，从而在村庄竞争中取胜。

笔者在驻马店东头村调研时采访过一个典型案例。东头村的刘阿姨生于1952年，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不幸的是，两个儿子都只生了两个女儿。刘阿姨的二儿子是大学生，和妻子一起在郑州工作，已经在郑州买房。刘阿姨靠自己的勤劳培养了一个大学生，按理说应该很自豪，在村里也应该很有面子，但在访谈中，她却显得非常沮丧，尤其是问及其家庭情况时，她情绪非常低落，没有孙子对她打击很大。

她说：“没有孙子，感觉低人一等，村里人都知道我老大（大儿子）只有两个女儿，老二一直在外面，村里人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别人问我老二是不是一儿一女，我说‘嗯’，就应付过去。平常不愿意出去聊天，不愿意说那事。总觉得别人会看低你，说你两个儿 子都没有儿子，肯定是上辈子干了什么缺德事，其实是命。” 刘阿姨对没有孙子这件事耿耿于怀，最主要的原因是觉得在村里没有面子。

对于华北农民而言，生儿子更多是出于参与村庄竞争的需要，与传宗接代的价值性目标相比，功能性的考虑更具有现实性和即时性。与之不同，华南宗族性村庄的农民生儿子更多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等价值性追求。

功能性与价值性有所不同，前者更多是出于现实性的考虑，而后者则更为强调绵延的价值 目标。实际上，华北农民和华南农民在“生男偏好”上的不同动力，可以从父代对子代的代际支持等行为逻辑中进一步展现出来。

在华北农村，父代不仅要生儿子，而且要想尽一切办法、倾尽全力使每个儿子结上婚。如果子代最终沦为光棍，那么村庄舆论会谴责父母没有本事。儿子没有结婚会令父母在村庄内部没有面子，也使得其失去参与村庄竞争的机会，在村庄中逐渐被边缘化。

笔者调研时发现，当地村庄打光棍的极少，只要儿子没有智力缺陷，父母都会想尽办法使他结上婚。如果男子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那么可以找条件差一点的女性，或者是通过找再婚的女性来解决。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找一个有智力缺陷的女子也是可以的。在驻马店农村，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存在智力缺陷的媳妇，这些男子一般家庭经济条件很差，甚至有的是残疾人。对于男方父母而言，唯一的信念就是不能让儿子打光棍，打光棍意味着绝后，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家庭在村庄会逐渐沦为边缘地位。因此，即使是有智力缺陷的媳妇，也要找一个。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想要这个媳妇，而只是想要她给家里生小孩，最好是生男孩。只有有了男孩，这个家庭才能在村庄社会中继续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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