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建议不要再拍下去了
《欢乐颂3》没能再成爆款，被观众诟病最多的是角色扁平、台词书面化、剧情悬浮等一系列问题。
有观众表示：“开播以来，没有一个能被记住的角色。”
2016年，作为年度热播剧的《欢乐颂》带火了当代都市女性群像剧，到了2020年，《三十而已》的再次走红让该类题材剧集数量迅速增加。
如今，女性群像剧似乎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套路，“多位身处不同阶层、有着不同婚恋状况的女性因为某种契机交好，从而发生一系列矛盾冲突。”
剧中的她们仿佛不是角色，而是各类社会话题的载体。
这个套路，在《欢乐颂3》中，失效了。
立不住的人物关系
在观众看来，《欢乐颂》系列一直存在一个问题，“五个不同背景的邻居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这一设定”，到底有没有现实根基？
拍到第三部时，这个问题再次被放大了。
这次的“新五美”分别是酒店经理朱喆、国企工作的职场新人余初晖、自媒体从业者何悯鸿、资深企业人事方芷衡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叶蓁蓁。
第一集中，人物之间发生关联就很难经得起推敲。叶蓁蓁第一次和另外三人见面，就想请大家吃饭，到了餐厅，四人遇见偷拍事件，恰逢方芷衡路见不平，制服了嫌疑人。性骚扰事件成为了“新五美”组队的纽带。
在剧中，当危险发生时，在没有及时报警的前提下，五位主角当面用语言刺激嫌疑人，对其围追堵截并和对方在街巷打斗，随后五位主角因共同参与制服嫌疑人而变成同盟好友。
性骚扰只是一个引子，至于剧集是否真的关心女性权益，仿佛是无关紧要的事。在缺乏逻辑的基本前提下，人物关系开始向更为混乱的方向发展。
或许是出于强行制造冲突的考虑，剧集前期的矛盾制造源头几乎都来自何悯鸿。她对出手相助的方芷衡不仅没有感激之情，还误判对方有见不得光的男女关系；她看不得余初晖对待母亲的方式，对其所作所为指手画脚；就连面对善解人意且做事周全的朱喆，她也能背后讽刺对方扮年轻。
余初晖、朱喆、何悯鸿三人在一起合租。图/《欢乐颂3》官方微博
且不说现实中，当面怼上司、戗室友、背后嫌弃邻居的人是不是真的能轻易交到朋友，在剧中，何悯鸿不仅能交到朋友，而编剧给出的设定是，只要她需要，工作忙到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的叶蓁蓁就能给她提供情绪价值，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朱喆也能随时充当她的人生导师。
年龄和阅历成为一道无形的界限，将五人分割为“姐姐”和“妹妹”两大阵营。没有分寸感的何悯鸿和处事鲁莽的余初晖身处“妹妹”阵营，而通达人情世故的叶蓁蓁、朱喆、方芷衡则被划定为“姐姐”阵营。后者对前者无限包容，没有了矛盾和冲突，缺乏说服力。每个角色也不再是复杂和立体的，而成了工具人。
有着20年编剧工作经验的简跃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描写女人之间的戏时，《欢乐颂3》用了一种看似正确的方式。人物之间没有了利益和情感上的冲突，连真正的竞争都不允许存在。这就造成合理性缺失，友情显得虚假。”
当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消失，观点之争成了唯一的解题思路。
《欢乐颂3》前十集的人物冲突，主要集中在何悯鸿和余初晖之间的斗嘴。余初晖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把母亲从家暴的泥沼中拯救出来，而何悯鸿指责余初晖只是把余父的身体暴力转化为语言暴力，重新施加给余母。
大段大段的金句输出，每个人都说着貌似正确的话，可恰恰这些话不符合角色身份，女儿不像女儿，室友不像室友。
这样的“貌似正确”在《欢乐颂3》中比比皆是。
口碑差，不耽误赚钱
《欢乐颂》曾是一部现象级的女性群像剧。
2016年，由孔笙和简川訸执导的《欢乐颂》播出，该剧播出时，单日最高播放量突破6.8亿，总网络播放量超过100亿，剧名提及量超236.6万次，话题搜索量超7.8亿。
除了收视率，《欢乐颂》还为主创团队带来了荣誉——获得飞天奖和华鼎奖，并提名了第23届上海白玉兰奖的多个奖项。
彼时，《欢乐颂》是罕有的聚焦女性群像的都市剧。有人说，《欢乐颂》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五个性格各异的女性形象，还在于它颠覆了国产剧里对“富家女”等于“恶毒女二号”、“女企业高管”等于“外强中干的女强人”的刻板印象。
回忆观看《欢乐颂》第一部时的感受，简跃表示：“当时它是有一定尖锐度和诚恳度的，像樊胜美这样的角色是能找到生活原型的，而像曲筱绡和安迪这一类人物，是人们在生活里很少看到的，这两条人物线就带有一定的猎奇向。”
在简跃看来，《欢乐颂》第一部探讨了巨大的阶级差异碰撞出来的现实问题，但在后来的两部中，这样的碰撞消失了。
对于观众来说，《欢乐颂》的火爆在于它一定程度上真正关注过女性，它把时下热门的女性议题真正铺开，并做出剖析，比如在重男轻女家庭中的女性困境、女性在职场上的弱势处境、男权视角下的处女情结对两性关系的影响等等。
杨采钰饰演方芷衡（左）曾有过被上司性骚扰的经历。图/《欢乐颂3》官方微博
到了《欢乐颂3》中，创作者对女性议题的探讨不仅不再深入，采用了通过热点话题包装内容的创作方式，甚至以一种极为傲慢的姿态去审视弱者。
以剧中的余母为例，她忍受了丈夫的出轨、家暴，女儿余初晖把她接到上海出租屋里照顾，却始终以一种怒其不争的视角去审判母亲的软弱。
为了让母亲留在上海，她擅自给母亲更换了电话卡，发现母亲试图跟父亲联系，就对她大声斥责，行为中没有透露出对母亲遭遇的半点怜惜和不忍。
女性的纠结、挣扎和痛苦沦为具有表演性质的展示，余母也随之成为一个具有软弱标签的符号，令观众颇为不满。
《欢乐颂1》的豆瓣评分7.4分，《欢乐颂2》的豆瓣评分下降到了5.4分，而《欢乐颂3》开播至今，豆瓣评分4.6分，且仍有下滑趋势。
公开数据显示，《欢乐颂2》播出时，仅植入广告就高达51个，根据“国家广电智库”推算，一条植入广告报价为300万-800万人民币不等，整部剧仅凭51个植入广告收入或可超过亿元。
如今，电视剧已经是高度商品化的产品，制片方在开拍前就会招广告商，从剧本创作初期，就商讨广告植入方式、签订合约。业内曾传，《欢乐颂2》的总投资并不算大，“光靠广告就已回本”。
虽然《欢乐颂3》尚未完播，最终植入广告能否超过上一部犹未可知，但从目前看，奢侈品、汽车、电商、快消品、乳制品、零食、饮料等多个都市剧常驻品牌都未缺席。
一再走低的收视率和口碑，或许不会耽误这次《欢乐颂3》赚钱，但下一次呢？
都市女性群像，不好拍
近年来，受众对都市女性群像剧的关注度持续提升。这是因为平台会根据用户画像去制作内容，当女性用户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平台的内容主要供给对象也会偏向女性，这是市场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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