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枚石雕和陶制蚕蛹出土，和嫘祖养蚕的传说有关吗？(2)

后来，李济在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始终谨慎，只提思考方向，不作肯定结论。如今，这半枚蚕茧作为镇院之宝仍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恒光的文物库内，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仅在1995年李济百年诞辰时，展出过八天，以示纪念。它仿佛前辈学人提出的恒久追问：这是否就是远古时代送来的信使？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百年之后，两代学人仿佛站在了一起，半枚蚕茧不再是孤证，而今天的学者也有了更多手段，去解答他们的疑问。

“历史的影子”

远在吉林的席景会根据各角度照片做出了判断，为了更加稳妥，段天璟又去请教了距离师村考古遗址不远处山西省蚕业科学研究院的学者，得到了相同的答复——遗址出土的“枣核儿”状石雕就是石制蚕蛹，它的个头儿略小于如今的家养桑蚕，但大于野生桑蚕。

进一步夯实这个认定，则借助了科学的手段。2021年，吉林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环境室展开合作，从运城夏县师村遗址的探方剖面提取土壤，将土壤带回中科院实验室进行孢粉提取实验，采用标准的酸碱处理法提取花粉，在显微镜下观察、鉴定。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张雅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共提取了三个剖面的样品，其中一个仰韶时期剖面的鉴定已经初步完成——包括20个种属的乔木花粉类型和22个菌孢子类型，疑似桑属的桑科花粉占有一定比例，猜测可能与当地居民养蚕缫丝相关。根据剖面的花粉组合类型推测，张雅平认为，夏县在距今6300~5900年为森林草原植被类型，气候整体较为湿润。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师生在师村遗址现场。左为段天璟。图/受访者提供

此时，吉林大学通过国际考古界通用的“碳—14年代测定法”，也测量出了出土石制蚕蛹的地层木炭样本距今六千年以上。

6000年前，夏县有桑树，有适宜万物生长的气候，蚕的生存乃至先民家养桑蚕拥有了环境可能性。2019年夏县出土的石制桑蚕，成为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蚕蛹形象。随着研究的展开，师村遗址又发现了5枚“蚕蛹”，不仅有石制，也出现了陶制。同时，简洁地勾勒出蛹的头、腹和尾部的螺旋状的花纹，也出现在同时代出土的陶器表面，它们是相同的工艺。陶制蚕蛹的质地、颜色与同时期出土的陶器，完全吻合。

“这种‘雕刻’花纹的工艺，很可能是用绳子或者利器完成。”段天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石制蚕蛹的原料很可能为中条山上的岩石材料，能将石材刻得这么精致、纹路清晰，要费很大的力气，所以无论当时的蚕是家养还是野生，显然桑蚕对当时的人们非常重要，否则在刀耕火种、生产力水平不高、重要目标是解决吃饱穿暖的新石器时代，人们不会花费时间去制作一件“没用”的东西。一个小小的石制蚕蛹，很可能寄托着先民们原始的崇拜和美好的希冀。

蚕蛹为什么重要，还需要学者们的进一步解答，因为考古学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在远古时期，昆虫蛹是人类补充蛋白质的一种渠道，蚕蛹也可能作为人们的一种食物出现。

作为昆虫学家，席景会不太认可“食物”的推断，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蚕蛹是蚕虫在蚕茧中的形态，想要看到蛹，就需要把茧剖开，很难想象先民把茧剖开是为了食蛹，因为在新石器时代将蚕蛹作为食物性价比实在不高，‘难以果腹’。”而且，如果蚕蛹是作为食物被重视，却又不见其他可食用动物的石雕。

面对疑惑，百年前的那半个蚕茧，就成为了拼图中的重要一环，而师村遗址石雕蚕蛹的出现也为解答百年前半颗蚕茧留下的谜团提供了新线索。“石雕蚕蛹的出土，为1926年李济发掘的半颗蚕茧提供了例证，时间上早了大约500年。”段天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年6月，山西考古同行那里的一则新消息让段天璟欣喜不已——运城闻喜县上郭遗址出土了1枚仰韶时期石雕蚕蛹，距今至少5200年。如果再算上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芮城县西王村发现的距今五千多年、仰韶晚期的“蛹形陶饰”，运城出土的“蚕蛹”可谓传承有序。

此时，再回看李济发现的“半个蚕茧”和黄帝之妻嫘祖教民养蚕于夏县的传说，似乎隐现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证据链。

“不，不能说我们印证了古史传说。”段天璟不赞成把考古遗址与神话传说对应起来，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更准确的说法是：“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得来的证据，看到古史传说背后，历史的影子。”在他看来，如今的研究成果，基本可以说明在距今6000年以前仰韶文化早期，山西南部的先民们对蚕非常喜爱和重视，很可能已经产生了从事人工养蚕缫丝的手工业行为，这为人们探索后世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品——丝绸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先民的生活图景

运城盆地位于南流黄河向东转弯处，正好处于“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中部，人文地理优势使其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核心区域之一。夏县在运城的东北角，从夏县出发，朝着运城市区方向也就是西南走出15公里，到达中条山北麓、青龙河故道的河曲地带，就会看到四千多平方米的师村考古遗址——这处仰韶时代早期聚落的发现，又进一步丰富了仰韶文化发展的内涵。

俯瞰师村遗址，大大小小的探方像一双双探究的眼睛，望向数千年前遥远的时空。根据考古团队的挖掘，以及联合吉林大学地探学院利用航磁扫描、电阻率扫描、探地雷达等方法对遗址进行的考古勘探和数字测绘，估算师村的仰韶早期聚落面积约3.5万平方米，被夯土围墙环绕，围墙外侧有环壕和夯土台基，墙内有房址和陶窑，围墙内外发现了墓葬和大量灰坑。2019年，考古发掘团队共发掘了5米×5米的探方50个，2020年发掘了同样规格的探方57个，2021年再次发掘了70个。

师村遗址围墙、环壕走向示意图。图/受访者提供

除了备受瞩目的石制、陶制蚕蛹，考古团队还发现了重要的夯土遗存。例如被命名为Q1和Q2的两座墙基，它们环绕在聚落区域的东南，形制规整，虽然大部分只剩基槽，但“Q2”围墙遗迹还是可分辨出夯土最多达30多层，基槽每段填土的土质土色都存在明显区别，很可能是采用分段施工的办法，各段填入了不同质地的填土，逐层夯实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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