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迷一样的想法从哪里来的？

前几天，我们推送新书《发明人类》图文，上面写着：“人民如果对任何外来者和本邦人都予以公正判断……他们的城市就繁荣，人民就富庶。”

这句出自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话，即使过了两千多年，到今天来看，应该也是普遍认同的道理——人民追求公正，也被公正对待，社会因而繁荣，因而富裕。

随后有读者认为“歧视链也是公正的一部分”，接着另一位读者补充发言试着加以解释，大意是“歧视是天然存在的，刻意追求公正会打击一部分的积极性”。无法十分清楚后者所说的被打击积极性的是指哪一部分人。而我们放出评论后，却最终被微信平台所限制，自然无从进一步确认与讨论了。

反思读者们留言的深层含意，其实正好契合了这本书想要讨论的主题，即“不平等无处不在，真实可感，而平等则需要被想象、争论和凭空构想出来。简言之，平等需要被发明”。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平等已经成为政治思想的默认设置，不平等只有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才会被接受。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恰恰相反，不平等是习惯性的、合理的标准，而平等，如果能被考虑到的话，则需要理由。

所以，类似留言表达的看法并不罕见，甚至符合许多人对平等、公正的想象。这样，更觉得《发明人类》的确很有意义，它将隐藏在角落里、被默认的、想当然耳的概念重新带到舞台中央，接受严格的审视。

今天的推文，就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对不平等的默许是自何时开始的。

跨文化平等如何成为可意想之物

（节选）

回顾新石器时代革命后的历史，农业的发明使人口得到增长、人类不断寻找新的土地，人类的形象被划入种种彼此截然分隔的同质文明和文化中，但这一直是一种严重的误导。自有历史以来，人类就在迁徙和进行文化融合，战争和奴役外来者也是如此。从最早的时期起，人们就开始跨越疆界了。旅行者必须接受“其他”民族陌生的习俗和观念。边境之外的人会被视为粗鲁的野人、卑鄙的敌人，甚至几乎不被当作人，但也可以把他们看作可以交流、贸易和合作的同胞。

旅行的经历总在影响旅行者的自我形象。回到家乡后，他们再面对以前那些自明的习俗和观念时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旅行是一种矛盾的经历。受记忆和社会惯例所限，旅行者永远无法完全离开故土。但对边境之外的习俗、语言、观念的经验却又使他们成了无法真正回乡的人。那些为了研究外国人的著作而学习外语的好奇的学者也是如此。旅行的经历，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在脑海中的，都将动摇本土的“深层真实”。

大多数情况下，平等的外来者与敌对的、不可理解的、几乎不是人的外来者之间的对立并非一个全或无的问题。历史上对他者的思考大多是分布于这两极之间。本书关注的是共同人类以及对边界的消除，但这当然并非意味着边界遭遇冲突的一面就不重要。无论如何，忽视这一方面是不可能的，因为共同人类的概念只有在关于他者性和不平等的话语中才能获得其意义和内涵。

尽管如此，我们亟需一部关于共同人类这一端的历史。在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之后，大多数研究都偏重了不平等的那一极。在过去几十年，边境经验的观念史被一种观点所主导，可以用一个新词“他者化”（othering）轻松概括。

无数的书籍和文章试图证明，外族大多被表征为粗野、野蛮、不理性、难以理解、未开化、无宗教信仰、异教徒、偶像崇拜、非白人、有色人种、原始、落后、传统、前现代……不胜枚举。大部分此类研究都证实，整个历史上的欧洲，以及尤其晚近的西方，是如何以“他者” 的一连串对立面来建构其自我形象的。同时，这一路径也已经扩散到对中国的“蛮夷”观的研究、印度的异种学、阿拉伯关于“野蛮人”（savage）和“蛮族”（barbarian）的话语。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成果极其丰硕。

然而， 本书旨在逆转这个视角。

因此，我将研究边境文本，将之作为共同人类与同等尊严得以被构想的场域。这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自相矛盾。边境往往与敌对和仇外心理相联系，但同时也是与异域进行任何开明或富同情心的交往的前提。如果不跨过疆界，外国人就只能是想象力的虚构， 就如同荷马笔下的独眼巨人。

在关于外邦人的话语中，处于已知世界边缘之外的他们，要么被想象成祖国的对立面，要么被置于神话和怪物的领域，就连希罗多德这样带有批判眼光的历史学家，在讲述草原外遥远的冰天雪地时，都会诉诸这样的言辞。同样，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熟谙沙漠游牧民族的文化，但在他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的观察中却充斥着贬损性判断，而且还极度缺乏经验性信息。

总体而言，熟悉与陌生之间的比较是民族志和文化史出现的一个条件。文化平等并非意味着文化是相同的，其最基本的原因是，文化是由差异所定义的。如果由某个单一的同质文化统治全球，文化的概念将变得多余。随之而来的是，在某个文化中出生和成长的人眼里，另一个文化看起来必定是“他者”。然而，它并非必定是次等的或不可理解的。鉴于所有文化的复杂性和混杂性，在历史文献中，很少有全盘的赞许或谴责。通行的做法是让诸种判断并存。

任何跨越文化边界的观察者都会将外国人描述成“他者”且将其习俗与本国的相对比。这种立场不应该轻率地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中那个大写的“他者化”（Othering）混为一谈。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总是通过与已知者对比来理解未知者。人的思想认知就是这么运作的。没有这些“粗糙的”对比作为垫脚石，对于陌生事物的严肃思考就无法开始。即使这样，开明的态度也绝非不证自明。德国埃及学家阿斯曼（Jan Assmann）说， 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经常把外邦人称为“邪恶的敌人”，即使他们已经和这些人签订了友好条约。人们无法想象埃及之外存在任何可理解或有意义的社会秩序。阿斯曼的结论是，边境之外的民族被看成“绝对的异族”。在此背景下，将外国人的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对立面予以细致表现，是一项真正的成就。边境以外的习俗和信仰代表的是不同的秩序，而非没有秩序，这样的理解是朝人类生活容许文化的多元性这一大胆观念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很容易就会忽视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在回望两千多年来的地理学、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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