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的“术、法、道”

采访马伯庸的过程中，他的手机不断有信息进来。但除了一个贸然闯入的推销电话，他的表达并未因此而中断过。他一边回复信息，一边继续和记者交谈，没有丝毫互相扰乱。

这与他的写作状态颇为相像。跟大多数创作者不同，马伯庸不太在意清静的环境和整块的时间，他经常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里面装着电脑，但凡有点空闲就打开码字。无论是旁边正在修路的咖啡馆，还是朋友凌乱的办公室，都留下过他“奋笔疾书”的身影。哪怕在机场、火车站等候出发的当口，他也可以笔下生风，直到闸机开启，起身便走。他甚至有点喜欢在嘈杂中兀自安然的感觉，有一回他主动问过出版社的朋友，能不能把公司里临着过道、人来人往的位置留给自己当书桌。

马伯庸。图/视觉中国

“我写东西是可以随时停下随时开始的。”马伯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或许这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更可能是多年兼职写作锻炼出的本事。之前整整十年，马伯庸在一家外企从事销售工作，写作都是在摸鱼和休息时完成的。即便如此，他仍创造出了差不多一年一本的出版速度。而在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之外，他还写了不少篇幅短小的游戏之作，并乐此不疲地在微博上活成了一个段子手。

不过，“一心多用”的高效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他经常成夜失眠，清晰地听着自己的脑神经如生锈齿轮一样咯吱咯吱转圈，感觉天灵盖上像拴了一根绳，整个人被吊起来软绵绵地来回摆荡。去睡眠门诊看病时，医生告诉他这属于大脑皮层兴奋过度。

马伯庸试过尽量不让自己的大脑转得太快，尤其是在他成为专职作家之后。

2014年时，他推出了《古董局中局3》，年底算了笔账，发现写作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工资，于是下定决心递交了辞呈，夺回自己人生的节奏，尝试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在他的憧憬里，此后的生活应该“有一座房子，门朝大海，春暖花开，百兆宽带，还有外卖”。这愿望说小不小，说大倒也不大，在他给自己准备的工作室里，除了瞧不见大海的影子，别的基本都实现了。

有没有大海其实并不重要，反正他也不会出去踏沙冲浪。对马伯庸来说，最幸福的享受莫过于拉着窗帘一个人打游戏。为此，他买下了几乎所有品牌的游戏机，在工作室竖起四面墙的书架，像陈列品一样摆了上去。同为陈列品的还有30多本破旧漫画书，从老家书店的库房里一块钱一本收来的，不为看，就图瞅着过瘾，因为小时候他梦想过有一天它们都是自己的。

他还制定了一份时刻清晰的时间表：早上6：20起床，给儿子做早饭然后送他上学，8：30到工作室开始写作，中午吃饭休息，下午写到5点去接儿子回家。不过，不要以为这是一种自律，因为“自律是要求自己做一件不喜欢的事，而且能够持之以恒，但写作对我来说不是”。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保证每天都能完成4000字，保持手感，二是把写作严格隔绝在生活之外，回家后坚决不开电脑，哪怕灵光乍现、文思泉涌。

然而事实并不那么遂人愿，时间和日程可以断然切开，思维的运转却没有一个精准操控的暂停键。即使只是看看电视，他也总会不自觉地去做叙事技巧分析。何况他已经给自己挖了太多坑，每一个都像幽灵一样，常常在不期然间游荡出来，撩拨一下他的大脑。“我的电脑里有一个文件夹就叫‘坑’，一有想法我就打开一个新文件写下来，等成熟了再拿出来写，已经攒了20多个了。”

这其中有一个坑，让他牵挂了四年，直到去年底才终于用80万字填上。那是一个关于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的故事，贯穿了晚清、辛亥、北伐、抗日、内战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小说最终取名《大医》，这是他的第一部近代题材作品，亦是执笔时间最久的一部。

马伯庸新作《大医》。

说是最久，也不过才两年而已。用笔健如飞形容马伯庸也许并不为过，他推出新作的速度向来快得惊人。但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是，早年时马伯庸曾尝试着写过网文，发现根本适应不了每天至少几千字、还要有起承转合的更新节奏。“就算现在，让我披一个马甲写篇网文，我估计也直接就死了。”

马伯庸觉得，自己的所谓高产只是得益于大量的阅读和调研，“就是苏轼那句话‘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回写《大医》，他仍旧买了一书架与医学相关的书，从清末的《药学大全》到上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农村常见病防治》，再到当代学者的医疗社会学著作，翻找了上海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还走访了很多老医生。他甚至花了一年时间阅读《申报》，每天看二三十份，让自己进入到当时的语境和氛围，“像玩VR游戏一样，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有时候他也会困惑，自己到底是为了写小说而去查资料，还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查资料的理由才去写小说。

对于阅读，马伯庸是有一点焦虑症的。他的眼睛一刻不能闲着，等地铁等红灯或者坐电梯的时候也必须看点什么，哪怕是附近的广告，否则便会陷入严重的无聊和惊慌。有时候上厕所没带手机，他都要顺手拿过旁边的牙膏、洗发水，一字一句读完上面的说明。这份焦虑也蔓延到了对时间的把控上，比如他永远会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不然就有一种即将误机的感觉。因此动笔一部新作品之前，马伯庸总会以预估的字数计算出每一天的工作量，从而倒逼自己按部就班地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其稳定而均匀的输出节奏某种程度上亦可以算作焦虑的一个副产品。

“法”

倘若就此以为马伯庸是一个汲古穷经、日拱一卒的苦行派，实在是大错特错。于他而言，写作仅仅是对舒适感的一种追求。他不做什么特别的期待，既不把写作视为多么神圣的使命，也没有一定要写出宏篇巨著的豪情壮志，只要写得过瘾就行。“以前上班的时候挣点小稿费当个零花钱，觉得挺开心的，后来辞职以后专职写字，也写得挺开心。”

这种游戏精神，在其早期写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处女作《三篇作文》里，他分别以田中芳树、村上春树、王小波的文笔，写了常见于小学作文的三个命题“一只小船”“送伞”和“记一次难忘的劳动”；《留学生七种武器之泡面》，是他模仿古龙笔调写下的一个无聊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冷酷仙境与世界尽头：葫芦兄弟人物赏析》《包藏祸心的现代神话：评日本动画片<圣斗士星矢>》等，则完全是煞有介事的胡说八道，却又透着些许解构和黑色幽默的气质……这些当时发布在网络论坛上的文字，很多都是和网友闲扯或讨论的结果，用马伯庸自己的话说，“有点儿现场说书抓现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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