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政府规制创新企业应遵循敏捷思维，避免一管就死
编者按 近几年，疫情不仅冲击了全球经济政治，也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国际环境越发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时代财经联合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携手推出深度访谈栏目《锐见》，围绕经济发展和个人关切，与青年学人对话，传达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之声。
近两年，互联网企业日子过得并不好。
7月27日，工信部公布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7170亿元，同比增长0.1%。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45.4亿元，同比下降6.2%。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388.7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较1—5月份回落2.7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实现同比增长2.5%，在此背景下，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收入受到较大的冲击，利润增速首次跌入负区间。再加上，今年以来，互联网裁员潮持续不断。伴随科技技术的推进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科技公司似乎面临瓶颈。
究竟如何看待大规模裁员优化？是发展遭遇瓶颈，还是对前期扩张失序的清算？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期，该如何布局新旧动能的转换？近日，时代财经就上述问题专访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博导薛澜教授。
薛澜是国内研究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权威专家，新近出版《构建现代化中国科技创新体系》一书，系其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梁正教授主编。
薛澜指出，最近不少互联网科技公司面临发展挑战，也使得这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大大减少，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互联网公司遇到技术发展的瓶颈、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对互联网行业进行比较集中的整治规制，更有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等问题。
就政府如何对科技创新进行规制，薛澜提出了要用新的治理模式——“敏捷治理”。据介绍，敏捷治理的核心是改变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公共政策产生、分析、决策及执行的方式，是吸引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具有适应性的、以人为本的、包容及可持续的政策制定模式。
在薛澜看来，传统政府对产业领域的治理模式需要按照立法或行程序，对相关法律法规草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跟多方利益主体进行协商，最后按照正式的程序要求经过批准程序后才能发布实施。这样的流程与飞速发展的技术之间形成错配。薛澜建议，通过敏捷治理能更为快捷地在把握监管大方向的前提下，更加及时地给企业提供引导，包括必要时可能对他们有一定的惩罚，来帮助行业的健康发展。
“惩罚下手要轻，不要一下就把企业拍死，而是让企业意识到需要去更好地去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薛澜强调，政府也要注意跟企业的关系是属于合作的关系，不是猫和老鼠的关系。
由于疫情的冲击，今年我国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有观点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期做任何转换与扩张，都具有非常高的风险。薛澜认为，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势在必行，对于不同的地方以什么样的速度、怎么转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新旧动能转换并不一定意味着扩张，不是以大规模的投入作为驱动，而是以创新作为驱动。中国越多‘深圳’越好，但不能所有地方都是‘深圳'。”薛澜说道。
芯片产业链是全球生态布局
时代财经：今年，曾经风头一时无两的互联网巨头如字节跳动、百度、快手等都传出了裁员消息。如何看待这次大规模的裁员优化？是发展遭遇瓶颈，还是对前期扩张失序的清算？
薛澜：科技创新涉及很多领域，包括航天、量子科技、互联网等，各个领域与行业都有其不同的发展周期。
互联网行业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经历过风风雨雨，现在面临优化裁员等问题，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
首先是互联网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遇到一些瓶颈，这里面可能是技术的，也可能是市场的原因。
第二，就我国的具体情况，前一阶段互联网快速发展，国内相关部门对新经济、互联网进行了规制。其他行业如硬科技领域，其发展都有很清晰的路径，不管是其潜在的负面影响、风险规制，还是市场竞争的秩序规制，都有比较细致的架构。但互联网行业因为发展迅速，国家在规制体系方面也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我国集中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对互联网行业进行规制，这也是互联网行业发展遇到问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中美科技竞争。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领域，不管是从技术层面还是资金层面，也都采取了一些竞争方式进行打压。
时代财经：你在书中提到，“国之重器，靠化缘要不来，花钱买不来，市场换不来”。你认为，目前中国与美国在芯片领域存在多大差距？
薛澜：目前大家讲到芯片领域落后美国多少年的说法，还是根据过去的发展经验或者历程来估算的，比如说我们在某一领域生产最好的产品可能是美国20年前最好的产品。
以这样的方式估算，有很大的风险，这种估算的意义并不大。
诚然，中国跟世界先进水平在芯片领域存在很大的差距，但芯片生产是一系列现代制造技术的集成和综合，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所有技术领域都在前沿。换句话说，假设美国也被进行打压的话，可能也会没有办法生产芯片，因为很多技术并不在美国的企业手中。
芯片产业链是全球生态布局，生产芯片的光刻机以及各种材料、各种技术等涉及成百上千家公司，每个公司生产其中的一个零部件，是这些企业的合作共存形成了这个产业生态。真要把中国与美国之间去比较，国家之间生产能力的差别不一定最关键，而是两个生态产业存在巨大的差距。
成百上千家科技公司毕竟还是有一些技术是需要突破的，我国企业现在也在努力去突破这些问题。但总体来讲，中国怎么样去形成这样的产业生态，把这些问题分门别类去解决，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时代财经：目前国家也做了很多布局，哪一些会较为有效？
薛澜：国内目前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加强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包括人才培养，从长远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设立大基金，通过市场方式的运作支持科技企业努力突破。
时代财经：华为任正非曾在很多个场合建议国家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作家刘慈欣也曾在《三体》提到国内基础研究的氛围不强。
薛澜：改革开放以来，在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在全世界科技领域，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最多，而且在高质量学术性发表论文方面，目前在全球排第二。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大的进展。
基础研究要取得进步，是需要长期的努力，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学术环境和氛围，使得大家能够安下心来坐“冷板凳”，对一些更深层次问题进行研究。目前国内的学术环境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另外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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