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渊洁维权有时要冒生命危险，文学经纪人应发挥更大作用(2)
2019年2月，郑渊洁实名举报了江苏淮安“2.22”特大侵犯著作权案，再和我见面时案子已经判决了。他讲起过去的一些维权经历说，有时去调查取证面临的危险很大，没有律师团队，也没有保镖，都是只带着助理，几乎单枪匹马地去做。每次出发前，他都要做好各种措施来保护自己安全，甚至也做好了冒生命危险的准备。比如他单独进盗版商的仓库时危险就很大，万一对方发现了怎么办？所以每次他都会告诉助理，要是进到仓库多少时间还没出来，就把他提前编写好的短信发给110报警。我听了很感动，觉得他非常不容易。
第一财经：郑渊洁的维权是否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有推动作用？
张洪波：去年11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征求意见时，按照立法程序有个内部评估会，他们希望文著协能邀请一位著名作家参加。我就想到了郑渊洁，因为他个人长期维权，也是几部门授予的“反盗版形象大使”。在那次会议上，郑渊洁对参会的各级官员，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集体管理组织代表讲述了这些年来的维权经历，不仅有著作权维权，还有商标权维权，说得很精彩，令人印象深刻，大家听了也都非常感慨。一周后《著作权法》就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顺利审议通过了，我在微信上给他发了新闻链接，感谢他做的努力，他也非常高兴。
这次他为了追回被恶意抢注的商标，决定把《童话大王》停刊，我也发微信表示支持。他回复我说：“三个逼停《童话大王》杂志的商标，在停刊信息发出后，近日都被判侵权成立了。用20年已经维权成功了16个商标，维权有时需要壮士断腕。”
《商标法》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但我觉得尽管国家陆续完善了《著作权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当前知识产权维权难度依然很大，是否说明有些方面做得还不够？比如商标注册的法律层面是否有漏洞，执法层面是否有不到位，司法审判是不是有标准不统一，等等，都是值得思考的。
很多作家版权签订处于弱势
第一财经：如你所说，郑渊洁一路维权确实很不容易，像他这样勇于维权的作家多吗？
张洪波：他是一个特别正直的人，做的事一般作家也做不到。一般作家除了创作，对相关法律法规不是很熟悉，也没有像他那样对自己作品和版权那么重视。这个重视不是自私和精明，为什么呢？因为作家的著作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不管是侵权盗版还是恶意抢注商标，都是侵犯了作家的合法权益，他维护的是法律尊严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是完全正当的。
在维权过程中，郑渊洁的学习能力特别强。他跟我说，《著作权法》全文不说倒背如流，但肯定是对每个法条都滚瓜烂熟。他还自学了《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条款，也是非常熟悉，并善于灵活运用，所以才有底气自己去维权，自己去签授权合同，从来不找任何人。他也熟悉各种行政处罚规定，调查取证的时候非常有针对性，这些都是我特别佩服他的。而且他通过执着和坚持，让侵权人看到作家群体中还有他这样的人在跟他们斗争。
第一财经：普通作家一般会面临哪些版权方面的问题？
张洪波：著作权非常专业，涉及到很多问题，比方说出版权，（对外）翻译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品被改编成动画、影视剧的改编权和戏剧表演权，以及衍生产品授权去做文创开发，等等。版权许可使用合同、版权转让合同等各类版权合同，专业术语一大堆，权利、义务、责任环环相扣。
尤其是商务谈判时，个体作家与使用者在专业、实力等角度是根本不对等的。很多作家不熟悉自己拥有哪些权利，不了解市场行情，不懂商务谈判，跟出版商或影视公司，包括像知网这种平台去谈判的时候，就容易在签订授权合同中处于不利地位，也没有多大话语权、议价权。与之对比的是，任何一个版权使用方，无论是出版社、影视公司，还是一些平台，背后都有专业法律团队，而作家呢，有自己律师、运营团队的是少数。
最近，我就帮一位诗人审定了一个和上市出版机构的图书出版合同。在出版社提供的格式合同中，我就发现有其他出版社的通病——仅仅规定作者应当承担的义务，作者违反义务、违反合同约定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没有一句话写出版社应当履行的义务，违反合同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可以说条款对作者非常苛刻。而且对方还动辄坚称，这是集团对所有作者、译者的格式合同，使用多年无人提出异议，不能修改。这就不符合《民法典》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没有体现公平诚信，权利和义务也不对等。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作家其实是比较弱势的。
就是这么一份图书出版合同，我帮那位诗人反反复复修改了七八次。每次对方责编和法务人员来电话沟通时都很强势，基本不让人插话。但我比较坚持，修改也是在遵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遵循公正公平、对双方都有利都有约束的原则。这位诗人因为和我比较熟悉，知道合同应该找专业机构来审。郑渊洁也是自己很懂，直接可以跟对方谈判。但大多数作家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合同签完就后悔了，觉得某个地方签错了，某个地方没考虑周到，大都很无奈。
作者被侵权时调查取证也难
第一财经：版权问题这么专业，要是作者被侵权，想像郑渊洁一样单枪匹马取证肯定也会非常难。
张洪波：肯定的，郑渊洁因为熟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维权时知道如何取证，也自己支付了巨大的维权成本。很多作家就算知道被侵权，也会面临取证难的问题。几年前，某出版社出了一位作者的书，出版社按照一年4000多册的销量和他结算版税。但这位作者认为，从网上以及各大书店了解的情况看，书的实际销量应该在1万册以上。可是作者凭一人之力根本无法拿到图书出版的真实数据，也只能是怀疑出版社隐瞒了销量而已。后来，这本书的责编在辞职好久后才私下告诉他，那本书当年是按照比4000册高很多的销量拿的年终奖。责编的证据对这位作者维权很重要，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偶然因素。
绝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如果想调查出版社的实际印数，可以向出版社所在地的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调阅书刊委托印制单。但实际操作起来不容易，也会存在文化公司或出版社擅自变更印刷厂，擅自加印而不主动向主管部门进行委印单备案的情况，所以作家要凭一己之力维权，确实难度很大。
第一财经：这是否也表明，现在的作家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仅仅从事文学创作，还要懂版权和维权方面的知识，才能更好保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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