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超14万家教培企业注销吊销，双减之下“一对一”崛起？

“这大半个月以来，我每天奔波几处，早晨在碑林区上第一节课，再乘地铁、转公交，下午去十几公里外的城北上另一节课。”

许敏在西安从事校外英语培训多年，回想起一个多月前的日子，她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按照以往的暑假，我应该在市中心一家教培机构里待上一天，带2~3个大班课。”

这一系列变化的产生，正是因为7月24日发布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意见”）。其明确，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随后，主营线上教育的平台机构和综合型头部企业遭遇重创，股价骤跌、业务转型、裁员、退租等声音相继传出。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1年教培相关企业注销或吊销的数量超14万家，较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约34.59%。

与此同时，家长的培优需求涌入一对一教育市场。除了如许敏这样开启“一对一家教”新征程的从业者逐渐变多，一对一培训办学也嗅到商机。但针对该领域的强监管也随之到来。

8月17日，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草案二审稿拟将家庭教育法修改为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家庭教育服务机构为非营利性。也就是说，要杜绝营利培训钻家庭教育的“空子”。

迎来强监管

“双减”落地后，乘着K12 学科辅导机构收缩业务的“东风”，一对一培训办学异军突起，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屡屡“踩线”。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董圣足近日评论称，“双减”新形势下，一对一培训办学出现的一些新变体，需特别提防把此类培训模式常态化、扩大化。“教培机构从阵地战变为游击战，这是当前要重点规范的领域。”

为打击变相通过“家教”“私教”的形式，开展营利性校外培训，北京等多个省市相继提出，要持续加大检查力度，全面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严肃查处无证无照等各类未经许可、违法违规培训行为。

近日，北京市教委在其官网上更新了《关于近期检查校外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其中就提到“无办学许可、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含一对一培训)的个人”这一类情况。北京市教委表示，要全面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严肃查处无证无照等各类未经许可、违法违规培训行为。

在职教师的小规模补习行为也受到监管。据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6月份以来，已有河南、黑龙江、海南、广州、吉林、内蒙古、安徽、河北、江西、江苏等省份相继发布新规，或突击查处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行为。

8月11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专门通知，拟对各省“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月通报一次。通报重点是各地作业时间达标学校情况、课后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情况、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情况、违规培训广告查处情况和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等。

监管的触角也伸向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8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根据“双减”意见等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家庭教育法草案二审稿进一步规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营利性教育培训；将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设立的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明确为“非营利性家庭教育服务机构”。

太琨律创始合伙人、太琨律（成都）四川琨爵律师事务所主任朱界平告诉第一财经，将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设立的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明确为“非营利性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抑制资本对于家庭教育服务的“异化”影响，让家庭教育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回归理性。

转型阵痛期

“近两年来，办学许可证在北京已难以取得。”张倩是一名在北京从事一对一英语培训办学的创业人士，她对第一财经表示，很多一对一培训机构依靠的是通过老学生带新学生建立起来的口碑，家长更注重教学质量，对于是否有办学许可证并不在意。

但根据2017年9月1日生效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从事教育培训行业的，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线上还是线下，都要事先取得办学许可证。

朱界平表示，如若违规，根据《教育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此次“双减”意见更是直接明确，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紧接着，“双减”被正式纳入2021年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重点，多地也相继制定了限制机构数量、暂停审批校外培训机构等新规。例如，山东菏泽提出“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暂停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审批。”

北京在落实“双减”工作中也明确，针对校外培训启动“三严三限”，即严管内容行为、严禁随意资本化、严控广告宣传；所谓“三限”，即限制机构数量、限制培训时间、限制收费价格。

“这就意味着，像我们这种近两年才开始从事一对一培训办学、尚未取得办学资质的小型机构，是重点整治的对象，而由于有关部门也不再办理这类证件，我们也失去了转为正规军的出路。”张倩称，她正在打算开拓编程等素质教育、生活习惯塑造等新的业务线，以规避违规经营风险。

但不同于选择转型的张倩，一些中小型教培机构和个人，面对趋严的监管，选择将大班教学模式，拆分为一对一教学，或将教学地点由租赁的教室转移至咖啡厅等公共场所。

但由于办学许可证上标注了办学地点，这也意味着，一旦离开原办学地点，即便有办学许可证的机构或个人，也处于违规经营状态。

“仍有人在踩线。”互联网教育专家、素履咨询创始人郁苗对第一财经表示，现在是校外培训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阵痛。如果要避免教培机构从地上走向地下，乃至出现“黑市化”，短期内只能依靠加强监管。

她还表示，除了办学资历外，当前，一对一培训办学的“黑市化”，还体现在价格、资源获取方式的不透明，以及整体价格偏高等多个方面。

堵不如疏

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看来，不能将“一对一培训办学行为”与“一对一家教”混为一谈。

他对第一财经表示，对于前者，属于组织化行为，应落实两方面的监管：办学资质监管和价格监管；对于后者，则属于个人劳务行为，应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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