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王贻芳：我们这一代没有诺贝尔奖，下一代一定会有(2)
很多时候，他无法向公众说出某个方程式有什么用，但会用一些例子普及基础科学的现实意义——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无从谈起；现代医院临床上的核磁共振设备采用的超导磁铁，就是因为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带来的超导磁铁技术突破与普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
“如果对基础科学不关心，不知其所以然，一定会落后。基础科学研究才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他坦言，因为基础科学研究拥有“世界第一”的追求，相应也会提升中国工业界的创新研发能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合作，是提高我们创新能力的绝佳途径。”
谈到科学史时，王贻芳说，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通过逻辑推理发展出一整套科学体系。但中国哲学讲究“天人合一”，使得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更关注自身，而不是外部自然世界。
他认为，从历史来看，因为不重视基础科学，中国吃过太多亏，“从2000年前直到现在，中国的基础科学从来没有领先过。中国有四大发明，知道怎么制作火药，但根本不知道背后的化学规律，没有发展出相应的科学体系。”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但只是购买枪炮，没有引进西方的科学体系，最终甲午战争失败。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引进了西方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科学体系。
到今天，他依然需要不断普及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呼吁社会更多关注基础科学建设。
“在过去的20年，我们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始终没有变化。”他拿出一个数据，中国的研发经费是GDP的2.4%，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基础研究经费只占研发经费的6%，跟发达国家15%-20%的数据相比，有很大差距，“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总量只有美国的1/5。国家应该有一个计划，把我们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提高到15%。”
“上海天文馆的建设花费3亿，但中国连一台3米以上的天文望远镜都没有。”他横向对比各个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发现，在发达国家，很多企业都在资助基础研究。韩国企业在基础研究的投入中处于主导地位，使得韩国很多产业领先于世界。在日本，企业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也使日本拥有众多世界顶尖技术，“日本从2000年起，基本每年一个诺贝尔奖，原因之一是离不开高端仪器的制造和使用。”
他呼吁中国企业支持基础研究，弥补政府支持的不足，甚至可以像美国那样，设立专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私人基金会，“美国企业的超强竞争力，与他们一贯重视基础研究，特别是领域内前沿性的基础研究密不可分。”
2019年，王贻芳荣获“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时说，“我从事的中微子研究和粒子物理研究是‘无用’的科学，我们需要纯粹的好奇心，在纯粹的科学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微子研究、大型环形对撞机都是出于这种目的，我们需要有这种重大科学意义的大科学装置。”
直到现在，他依然在这条他认为确定无疑的路上前行。
【专访王贻芳】我们这一代没有拿诺贝尔奖，下一代一定会有
第一财经：你说过，你走上物理学研究的路，是一种惯性使然，也有偶然性和机会。在成长为一名科学家的过程中，你怎么确立目标的，有没有过动摇？
王贻芳：一开始学物理我就是喜欢的，第一步就没有选错。如果我选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再想尽一切办法去改，那就会很痛苦。
在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也有人讨论，要不要去学计算机，IT公司的工资会比我们高10倍，或者要不要去做金融，工资更高。各种诱惑也不是没有听过，但我没有太大兴趣，总体来说，是相对顺利地沿着这条路走了下来。
第一财经：你跟随丁肇中先生学习了十年，参与过他的AMS实验，当时这个实验遭到强烈反对，但丁先生认为物理学的进步，就是推翻前人已知的东西而发展的。他曾说，做实验物理，就不能考虑别人的看法，不能因为绝大多数人反对就不做。他给了你怎样的影响？
王贻芳：我想，无论是在研究题目的选择上、项目的最终推动和落实，以及如何组织一个研究团队等等，应该说各方面都受到他很大的影响。
他一直强调，要选择好的、有意义的题目，能在历史上留得下来。这对我们提高自己的站位，提高品位和眼光非常重要。
说得通俗一点，如果你选择做一个艰难的、创新性比较大的项目，有可能得不到大家支持，没有钱。那你是跟着钱走，去做一个相对平庸、不那么重要的项目，还是让钱跟着你走？我们一直说，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钱跟着你走。
第一财经：怎么跟公众解释，你们目前正在做的研究？
王贻芳：第一，我们一直在做加速器和探测器，关键点在于我们到底要建什么样的一个机器，性能是什么，如何优化它各方面的指标，需要落实到每一个具体设备的设计。这件事大概还需要三、四年，规模很大。
第二，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些核心关键部件的技术预研。设计是落在纸面上的，并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只有做了才知道困难在哪里，指标的极限在哪里，才能优化设计，调整指标，改进工艺和技术。这个工作也有七、八年的时间。
任何一个新的大型装置，都需要有理论和技术的创新，要摸索到创新的边界，这个过程很长。估计还需要5年以上，才能把所有技术做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收获，一些重要的技术研发成果可以直接用在国内一些大装置上。
我们研发的技术是不会被浪费的，因为我们瞄准的是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相关的设备指标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我一直说，基础科学研究一定要有一个高的目标，你的研究才会领先。如果你的科学的目标低了，技术目标和创新自然就不会那么高。如果科学不领先，技术永远不会领先。
第一财经：去年，CERN通过欧洲粒子物理2020战略，跟中国高能物理学界倡议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设想高度一致的。得知这个消息，你是否会欣慰，也会觉得紧迫？
王贻芳：我们非常欣慰。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而且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欧洲有别的办法，一定不会跟着我们走。这个我们先提出的立足于未来的发展方向，被欧洲学界经过5年的讨论认可了。
欧洲的计划是2028年开工建设，对我们来说当然有压力。如果我们不能赶在那之前，最后就只能去参加欧洲的项目了，世界上不可能做两个同样的对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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