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分布的数学期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会出现高等教育不公
析了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情形下，由于我国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广大低收入家庭和少数
高收入家庭经济地位和经济承受能力存在巨大的差距，会导致稀少而宝贵的高等教育资源更
大程度上被高收入家庭所占有，出现受高等教育权利不公平的后果，进一步拉开贫富差距，
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见，经费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高度教育发展的瓶颈。据此认为
，要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真正“大众化”，使之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促进社会的稳定、
均衡发展，在政府由无限政府向真正有限政府转变过渡的特殊阶段,政府应当负担起主要责
任,促进向真正有限政府的转变以为整个教育系统谋得充足的经费并进行妥善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 博弈 二元结构 教育成本分担 无限政府 有限政府 制度
安排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尔.特罗（M.Trow,1926_）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高等教育发展
阶段理论”，将高等教育划分为“英才”、“大众”和“普及”三个发展阶段。这一理论对
国际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分析研究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经典理论。马尔.特罗将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50%视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当今世界高等
教育发展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国家
已有47个，其中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已经超过50%，进入普及化阶段。
1998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
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第一次将高等教育大众化作为中国
教育发展的政策目标。2001年7月，教育部颁发《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200
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左右”，将原定目标实现的时间提前了5年。
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扩大招生，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长到2002年的
近1600万人，近几年招生增长的速率虽然有所下降，但绝对数仍然大规模增加。其间，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的年均增长均超过1%。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以上，进入国
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比1998年的计划目标提前了8年。
在自然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三大资源中，人力资源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
的作用最大，因为自然资源不可再生，物质资源和资本的投入随时间而折旧，唯有人力资源
可转化为其他社会财富，现代许许多多的教育经济学家也证明了教育的投入对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不可估量的贡献，而人力资源又是我国在世界上唯一最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因此
，把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优先开发，把我国潜在的人口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人力资本优
势，对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高等教育大众化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办学成本，形成规模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办学效益是比较低的。这可以用国际上通用的评价高等教育投资效益
的指标来衡量：
一是生均成本指数。据学者估算，从1981年到1989年的九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均成本指
数（生均成本∕人均GDP）分别为：3.78、3.87、3.98、3.42、3.12、2.88、2.26、2.04、1
.80。而同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和泰国都在1.01以下，不少国家为0.5左
右。这说明，扩招从理论上可以盘活我国高教资源存量，提高效益。
二是校均规模。原国家教委财务司统计的全国高校的规模效益结果是：500人以下的本科院
校，生均经常性成本为23022元，501~1000人的为13100元，1001~1500人的为11690元，1501
~2000人的为8783元，2001~3000人的为7625元，3001~4000人的为8209元，4001~5000人的为
7633元，5000人以上的为7595元。可见，规模效益对于一个高效提高资金利用率是十分重要
的。近几年，随着高校合并与扩招的实施，我国高校的校均规模已经得到了较大发展，成绩
有目共睹。
三是生师比（本文用的是：生师比＝在校本专科学生总数／专任教师数）。研究表明，提高
生师比并使之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将有利于学校经济效益的提高。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通过对
我国湖北、陕西等五省156所高等学校的研究，得出了提高生师比是节约办学成本的一项重
要因素的结论。（注：厉以宁主编：《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第24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版。）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下，生师比才成为评价办学效益的指标之一。随着近几
年我国高校持续而大规模的扩招，我国高校的生师比逐年提高，高校的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办学效率不断提高。
（二） 高等教育大众化有利于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灭
渐认识到，世界各国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平衡，既表现为一种经济差距和技术差距，同时也表
现为一种知识差距和教育差距，而且知识差距和教育差距正是经济差距和技术差距背后的深
刻根源。知识差距和教育差距的表现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因而有了“高等教育差距”
的概念。世界银行在1998年发表的《知识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全球知识爆炸的今天，
各国应缩小知识差距，否则穷国将被更远的地抛在后头。因此，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进程，将有助于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具有充分的人才优势。
（三） 高等教育大众化有利于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强烈的需求，也是人类自身发展歇
的一种必然选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知识经济观念对中国各个层面的渗透，人
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表现得十分强劲，高等教育现阶段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卖方市场。高等教
育大众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的这种强烈的需求。这种强烈的需求也体现了接受高
等教育是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的一种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明确指出，人类社会发
展的目的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
标。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蕴含着人的智力和潜能的进一步开发，而人的智力和潜能的发展，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教育。
二、由于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公平性令人担忧
“公平”一词通常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指在教育资源的分配
和享用上合情合理，旨在克服由于某种先天或后天的原因所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人
们普遍认为，扩大教育尤其是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双重目标的有效
手段。一方面，高度教育规模的扩张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实现教育公
平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受教育者数量的增长，教育在延续社会生命、平缓
贫富两极分化、促进个人心灵与道德发展等社会平等方面的功能得到了张扬。因此，扩大高
等教育规模以促进教育和社会公平成为各国的现实选择。精英教育阶段，上大学是统治阶级
和精英阶层才能享有的特权，而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阶级和地位不再那么重要，入学机会
的获得主要靠学识和能力，中下阶层子女可以通过平等竞争进入大学，并进而有机会重新选
择社会地位和角色，得到较理想的职业和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和社会的双重公
平。
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教育的公平问题并未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得到根本性
的解决，反而成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潜在制约因素。因为在教育成本分担的形势下，要
争到一份稀缺而宝贵的高等教育资源，能力和金钱，两者不可或缺，同等重要，这无疑把广
大的低收入家庭置于不利的境地（这些家庭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尤其是西部的农村），经
济的窘困，使他们上学的成本显得尤为高昂，他们接受的农村的薄弱的基础教育也不利于同
高收入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的竞争。这种情形在城乡二元结构极其明显的中国更是严重
。对于我国二元结构社会现象，可用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
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而在0.4以上则意味着进入警戒线。
用基尼系数可直观地看到我国城乡收入的差距之大（见表1）。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
重点在农村，只有真正提高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大众化的目标才可能顺利实施，但
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增长无疑会增加农村适龄青年上大学的难度。
表1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表
年份 1980 1988 1989 1994 1995 1998
基尼系数 0.30 0.382 0.35 0.434 0.415 0.456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2001年6月28日第10版
根据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担”理论，高等教育的成本，谁受益谁承担，政府、社会、受教育
者都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高等教育的成本理所当然由这三方承担。学生是高等教育的直接
受益者，应该在其受益范围内支付教育经费，即学费和杂费，缴费上学是被世界各国所认同
的，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教改革的必然。但是，学生应当支付成本的多少却是没有定论的
。目前我国高校收费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短短数年，子女教育就成了中国家庭的主要开支
项目之一。据专家测算，按目前普遍的高校平均收费标准和农村人均年收入水平，农村需要
3个人的纯收入才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而且必须有一个前提：全家人一年到头不吃不喝。
沉重的学费负担使许多穷孩子上不起学，进一步加大了本已很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了让子
女能如愿地完成学业，摆脱父辈的贫穷落后，农民把所有的钱都存积为教育投入。教育消费
与家庭其他开支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教育消费的增加是以牺牲或抑制其他消费为代价的，
况且学费上涨速度大大超过家庭付费能力的增加速度时，保证一个子女的大学费用支出，对
大多数家庭而言，这就会抑制许多家庭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的家庭是东借西凑或贷款送
子女入学，不少家庭因子女读书而负债累累。
三、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会出现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是使用严谨的数学模型研究冲突对抗条件下最优决策问题的理论
。博弈论根据其所采用的假设不同而分为合作博弈理论和非合作博弈理论。前者 强调的是
团体理性；而后者强调的是个人理性。在非合作博弈中，根据所有博弈方是否同时或是否可
视为同时选择策略，可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根据所有博弈方对博弈中的得益是否完全
了解，又可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本文中的博弈论主要指的是非合作博弈中
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即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均具有个人理性，在明白各方得益的情形
下，同时或可视为同时选择策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一）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在高校扩招前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首先，假设高校扩招前,由于还没有实行教育成本的分担，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上大学
的费用均可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和高收入家庭的子女高中毕业后便出来找
工作，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资源优势（金钱和地位）、信息优势等等，两者得到的待遇是有差
别的，因此设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高中毕业后便出来找工作的得益为n1P0q,高收入家庭的子女
高中毕业后便出来找工作的得益为n2P0q，其中0＜n1＜n2＜1，再假设，如果他们都上大学
，则每方的得益均为R／2,如果只有一方上大学，则上大学的得益全为这一方拥有，为 R,另
一方的得益便是他的工作所得，根据以上假设可以列出这两种家庭的静态博弈得益矩阵：
高校扩招前：
高收入家庭
上 不上
R／2 ， R／2 R , n2P0q
n1P0q , R n1P0q , n2P0q
上
低收入家庭
不上
其中“上”指博弈方选择上大学，“不上”指博弈方选择不上大学，矩阵中第一个数字为
“低收入家庭”的得益，矩阵中第二个数字为“高收入家庭”的得益。
假设博弈双方选择混合策略。设低收入家庭选择“上”与“不上”的概率分别为 P1(
上)和P1(不)，高收入家庭选择“上”与“不上”的概率分别为P2(上)和P2(不)，低收入家
庭选择的混合策略必须使高收入家庭选择“上”与“不上”的期望得益相同，即：
P1(上)×R／2+ P1(不)×R= P1(上)×n2P0q+ P1(不)×n2P0q
整理得，P1(上)×（R／2- n2P0q）= P1(不)×（n2P0q- R）
∵P1(不)=1- P1(上)
∴原式变为：P1(上)×（R／2- n2P0q）=〔1- P1(上) 〕×（n2P0q- R）
解得，P1(上)=2（R- n2P0q）／R ﹍﹍①式
高收入家庭选择的混合策略也必须使低收入家庭选择“上”与“不上”的期望得益相同，即
P2(上)×R／2+ P2(不)×R= P2(上)×n1P0q+ P2(不)×n1P0q
同理可解得，P2(上)=2（R- n1P0q）／R ﹍﹍②式
比较①式和②式可知，由于0＜n1＜n2＜1，于是P1(上)＜P2(上),即由于高收入家庭占据的
资源优势和信息优势，使他们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处于有利的境地，这种情况世界各国皆然。
（二）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在高校扩招后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高校大规模而持续的扩招后，虽然个人分担的教育成本也持续上升，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
渴望仍然极度强烈，由此，假设如果各博弈方都选择上大学，则他们每方的得益仍均为R／2
，但此时，高素质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已趋激烈，总的来说，高中毕业便出来找工作的收入
较以前减少了，高收入家庭的资源优势（金钱和地位）、信息优势等等更明显地凸现了出来
，设此时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选择高中毕业便出来工作的得益为n1′P0q，高收入家庭的子女
选择高中毕业便出来工作的得益为n2′P0q，其中，0＜n1′＜n1＜1，0＜n2′＜n2＜1，且n
1′＜n2′。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个人分担的教育成本的持续上升，人们上大学的费用
不可能再忽略不计（或许高收入家庭仍可以忽略不计,下文会讨论到），设低收入家庭此时
上大学的成本为α*c，α是高校招收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占总招生人数的比例，c为上
大学的费用；设高收入家庭此时上大学的成本为β*c，β是高校招收的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
生占总招生人数的比例，c为上大学的费用。再假设，如果博弈方选择不上大学，那么上大
学的成本亦可视为一种得益，因此，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选择高中毕业便出来工作的理论得益
便为n1′P0q+α*c，高收入家庭的子女选择高中毕业便出来工作的理论得益便为n2′P0q+β
*c，则此时这两种家庭的静态博弈得益矩阵为：
高校扩招后：
高收入家庭
上 不上
R／2 ， R／2 R ， n2′P0q+β*c
n1′P0q+α*c , R n1′P0q+α*c , n2′P0q+β*c
上
低收入家庭
不上
其中“上”指博弈方选择上大学，“不上”指博弈方选择不上大学，矩阵中第一个
数为“低收入家庭”的得益，矩阵中第二个数字为“高收入家庭”的得益。
假设博弈双方仍选择混合策略。设低收入家庭选择“上”与“不上”的概率分别为 P1(上)
和P1(不)，高收入家庭选择“上”与“不上”的概率分别为P2(上)和P2(不)，低收入家庭选
择的混合策略必须使高收入家庭选择“上”与“不上”的期望得益相同，即：
P1(上)×R／2+ P1(不)×R = P1(上)×（n2′P0q+β*c ）+ P1(不)×（n2′P0q+β*c）
解得，P1(上)= 2〔R- （n2′P0q+β*c）〕／R ﹍﹍③式
高收入家庭选择的混合策略也必须使低收入家庭选择“上”与“不上”的期望得益相同，即
P2(上)×R／2+ P2(不)×R = P2(上)×（n1′P0q+α*c ）+ P2(不)×（n1′P0q+α*c）
解得，P2(上)= 2〔R- （n1′P0q+α*c） 〕／R ﹍﹍④式
比较①式和③式，根据假设条件，虽然n2′略小于n2，但n2′P0q+β*c无疑是大于n2P0q的(
β*c足够大得抵消n2′P0q小于n2P0q的部分)，所以③式的P1(上)小于①式的P1(上)，即扩
招后，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概率反而比扩招前小了，虽然他们上大学的绝对数会比扩招
前大,但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占全部大学生的比例却下降了,这是不利于社会和教育的公
平的;比较②式和④式,我们发现高收入家庭在扩招后对上大学的费用仍可忽略不计会更和现
实吻合,这样, n1′P0q+α*c = n1′P0q＜n1P0q,因此④式的P2(上)大于②式的P2(上),即扩
招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大学生占全部大学生的比例上升了。
一般而言，农村家庭出生的高校学生数量及其占学生总数的比例，是衡量一国教育公平程度
的一个重要指标。遗憾的是，这些数据无从获得，但一些相关数据或许也可说明一点问题。
表2 部分城乡高中在校生数及其占学生总数的比例
单位：万人
年份 城镇 农村
学生数 所占比例（%） 学生数 所占比例（%）
1990 544.51 75.9 172.8 24.1
1995 600.01 84.1 131.15 15.9
1999 907.82 86.5 141.88 13.5
2000 1 043.46 86.9 157.81 13.1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0、1995、1999、2000）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学生所占比例持续大幅下降，而城镇学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通
过对城镇和农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考察，还发现，农村学生和城镇学生在学校中的比例，与
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反差巨大。2000年，农村学生和城镇学生分别占高中在校生的13.1%和86.
9%，而同年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63.78%和36.22%。这些都表明农村家庭出身
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受益较城镇家庭出身的子女受益少得多，高等教育大众化反
而加剧了这些人群受教育的公平程度。
四、政府由无限政府向真正有限政府转变过渡的特殊阶段高教公平的对策研究
一般说来，供给不足会加剧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程度，而增加供给则可能有助于改
善这种状况。然而，如果高等教育供给的增加是通过成本回收来实现的，则会出现相反的情
形，因为出现成本回收后，一些付费能力低的人却可能因此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
将被能够而且愿意支付更高学费水平的人所代替。教育经济学理论认为，教育从本质上来说
应该是一种成本递增的产业，我国教育投入长期不足，随着高校的扩招，不断扩大的高等教
育经费需求和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有限财力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解决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与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方法是提高学生缴纳的
学费的数额，我国在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同时也实行了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但正如上文分
析，由于我国极其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会给教育公平带来严重的威胁
，并加剧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高校持续而大规模的扩招呼吁政府财政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广大低收入家庭不堪重负的
上学成本也呼吁政府财政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逐步扩大
，高等教育所占的财政预算内拨款比例也确实逐年提高了，而初、中等教育及其他类型教育
的财政预算内拨款比例则逐年下降，1999年高教财政拨款占我国教育财政拨款总额的比例达
到了199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而其他类型教育的财政拨款比例也在同年达到了1990年以
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于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大，在有限的教育财政拨款内部
，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挤占其他类型教育拨款的现象会更严重，整个教育系统内部的公平和不
同层次教育的协调发展将受到威胁。可见，在整个教育财政拨款都有限的情况下，加大政府
财政对高教的投入并没有效地解决问题，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举，并非长
远之计。在这里，笔者很赞同王建华先生的“政府必须由无限政府向真正有限政府转变”的
提法（注：邬大光、赵婷婷主编《中国教育大众化问题研究》，第四章《问题与出路》，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他认为政府可分为有限政府和无限政府，所谓无限政府是指一个
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有效法律和社会制约的倾向
；有限政府则与之相反，指政府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上都受到一定制度的制约和
保障。换一种说法，无限政府对社会的发展负无限的责任（无限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没
责任），而有限政府对社会的发展则只负有限的责任（有限的责任才是实实在在的责任）。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无疑趋向于无限政府。我国现在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型的最后阶段，市场经济制度还没有彻底建立，计划体制在一些领域仍然有一定的影响，
即我国政府现在正通过改革走向有限政府，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限政府。刚才讨论到由
于整个教育财政拨款都有限，即政府没有钱，加大政府财政对高教的投入并没有效地解决问
题，那么政府为什么没有钱呢？就是因为政府的职能没有完全从无限状态过渡到有限状态上
，政府“多管闲事”，管了应该由市场管的事，这样经费短缺、财政紧张就不可避免。
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形下，政府无疑要在高教大众化的进程中扮演主要角色，除
了要由无限政府转向真正有限政府，从而为整个教育系统谋得充足经费，加大对高等教育的
投入外，还必须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教公平的实现进行妥善的制度安排：第一，招生制
度。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录取学
生采用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方法，各地录取的名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布,而是
按各地高等教育资源的状况来分配（我国教育资源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因此，
出现了各地之间录取比例和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加剧了地区和城乡之间原本已存在的教
育不平等。例如1999年高校重点文科院校北京录取分数线为466分，湖南为556分，相差90分
；重点理科院校北京录取分数线为460分，湖北为566分，相差106分；一般文科院校和一般
理科院校，北京的录取分数线也比湖北低77分和114分。因此，高考制度要尽可能兼顾教育
公平，以利于农村学生和贫困学生进入高等学校，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根据各地考生人数确
定大致相同的录取比例，这样无疑会降低前文讨论到的β，同时提高了α，于是
③式的P1(上)提高了，④式的P2(上)降低了。第二，完善奖助贷学金制度。根据教育成本
分担理论，缴费上学有其合理的依据，但是如果没有完善的奖助贷学金制度作为前提，缴费
上学引发教育的不公平则是必然的。而我国目前配套实施的奖助贷学金制度仍然有不少问题
亟待解决。据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的统计，以高校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
为发放对象的国家助学贷款，自1999年在8个城市试点，并于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后，
至2001年底5月底，全国高校共有16.9万名在校生签订了12.6亿元的贷款合同。其中已签贷
款合同的人数仅占申请人数的31%，已签贷款合同的金额仅占申请金额的37%。可见，仍然有
许许多多需要贷款的学生并不能得到贷款，这主要是因为银行担心在没有严格的全国联网的
信用制度情况下，收回贷款存在较大风险。易见，尽快建立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并建立通
过社会保障体系对学生毕业后的去向追踪的体系，是化解助学贷款风险和完善助学贷款体系
的关键所在。另外，有限的奖助学金能否发放到真正需要的学生身上，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
好，将给家境贫寒的学生带来教育上的双重不公平。笔者很赞同蔡增正教授在2002年5月27
日《深圳商报》上的《学业不优秀也应得奖学金》一文的提法。他认为高校奖助学金的最主
要标准将是“经济上的需要”，而不是“学业上的优秀”，这是由“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困难
而辍学的大学生数量”的政策设立的初衷决定的。我们欣喜地期待这一局面的早日出现。第
三，重视发展农村地区的教育。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的投资，努力缩小城袭
间中等教育的差距。在教育政策上要创办针对乡村地区的农村高等教育，通过发展农村高等
教育，推动城乡社会一体化的进程，缩小城乡之间知识和信息的鸿沟。农村的高等教育应该
以二年制社区学院和高职院校为主，其收费和教学内容要符合农村社会的需要和农村人口的
收入水平。
【参考文献】
1、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邬大光、赵婷婷：《中国教育大众化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庞丽娟、刘凯欣：《聚焦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开明出版社2004年版
4、 王同孝：《大学生培养成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香港城市大学亚洲管治研究中心编，《中国公
策分析》（2004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编，《新学子——当代大学生研究报
，文心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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