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理由拒绝“洋节”吗？
关于中国人该不该过洋节这件事，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双方的观点都没怎么变过：
有人认为大多数洋节就是宗教色彩浓厚的节日，中国人容易过得“不伦不类”也缺乏共情基础——就像“感恩节”背后血淋淋的殖民黑历史，屠戮的对象还是黄种人——一不留意就会成为“洪水猛兽”；但有人认为没必要这样“文化不自信”，年轻人就想找个理由玩一玩，这其实是开放发展的标志。
（猜猜评论区会是什么画风？）
这些争吵很难有结果。毕竟圣诞节、感恩节们是不是“文化入侵者”，能不能反映传统文化在年轻人群中的式微，都是需要例证充分、逻辑严密的社科话题，大部分人并不具备相匹配的能力。即使到了互联网时代，人们也只是通过“新媒体工具”的发达获得了一种“我可以参与讨论”的假象。
但洋节毕竟也不是“双11”“618”之类的人造节，没有执行方案，不会因为结案复盘的不理想被“砍掉”，更不是通过前期洞察的针对设计。它存在的理由本质上和我们的春节、中秋、端午没什么区别，首先得是一群人共同记忆的总结，接下来只是周期性的阅读理解。
所以别看“洋节营销”基本已经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标配，“中国人该不该过洋节”的问题永不过时。
文化达尔文主义的胜利
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里，对故乡的春节祭灶等仪式有过精彩的描写：大年二十三或二十四灶神升天，这一天或前一天摆宴，谓之“送灶”。
“送灶”其实是为让灶神封口所设的一个局——灶神系上帝派到凡间的观察员，升天是述职，报告他在家中所见善善恶恶，好让老天爷予以赏罚。凡间怕灶神到天庭说坏话，便用好吃好喝款待之，所以“送灶”有句口头禅：“上天说好话，下界报平安”。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解释了经历了漫长农耕时代的中国人为什么非常注重传统节日，人们坚信通过仪式来建立自己与自然规律的联系，同时也对过去的一年自己的言行进行道德层面的反省。
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对“传统节日”慢慢不感兴趣。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曾有一个著名的命题：“神话终止于何处？历史又从何处开始？”在他看来，神话和历史是完全对立的，神话是静止封闭的系统，而历史则是开放变化的。当理性逐渐占据一个民族的集体思维，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传统地位便岌岌可危了。
在鲁迅开始对故乡的生活方式产生质疑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和后续的革命力量已经吹响号角，中国人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发现了自身文化体系存在的缺陷，然后封建家长制逐渐土崩瓦解，宗族的力量被掏空，而作为传统文化象征符号的传统节日，其所代表着的仪式感也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大幅度降低。
只不过新文化运动无力改变的是，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物质匮乏的困境。
八零九零后共同的童年回忆，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里汤姆和杰瑞斗法的房子，设定为美国普通家庭，但每次汤姆打开冰箱，都能看到即便在今天的中国家庭都罕见的丰富食物储备。不得不提到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猫和老鼠》首播于1940年，这一年，美国的人均GDP便已达到755美元，而中国追赶上这一数字，用了整整五十年。
童年的我也是在九十年代，才在记忆里第一次在校园门口看见圣诞树。只是我当时无法想象，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物质层面还落后西方世界一个时代。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弱势的背景下，西方的文化伴随着喇叭裤和汉堡可乐，轻松地劈开铁幕，蜂拥而入。
《河殇》式的民族虚无主义曾一度在知识分子中流行，人们读完《夏令营中的较量》便相信日本孩子个个都是武士接班人、翻开杂志会看到美国总统下令停电救麻雀的感人故事、闲聊时赞叹德国工程师百年后还负责前殖民地下水道的保修。从这些今天看起来啼笑皆非的鸡汤中，能感受到曾经的中国人刚刚敞开大门面对世界时，有多么的羞怯和不自信。
历次社会转型和经济周期给普通人命运带来的巨大颠覆，也让人们在精神层面一度无所适从。于是传统节日虽然失去了教化功能，逐渐世俗化，但人们和处在乱世中的先辈们似乎也达成了某种共识，我们都需要被超验的仪式填补精神空缺。大白话就是：
我们需要更多的“节”，并且我们缺乏“好节”。
所以在八九十年代，春晚可以办得很出彩，把“年味很足”这件事从民间传说里又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洋节们也渐渐流行起来，《我爱我家》里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傅明老人带着全家拥抱“愚人节”，小学生贾圆圆能用零花钱在1994年买到万圣节的“鬼脸”玩具。
无论是来自北极、憨态可掬的圣诞老人还是外国电影里总被人念叨的《圣经》故事，都有一种带着神性的吸引力，能让人暂时摆脱庸常的生活，满足对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刺激想象。
当然“过洋节合理”的背后，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我们与西方物质基础的差距，终有一天是会被抹平和反超的。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保留洋节的理由吗？我们需要在这个追赶的过程中，照顾到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吗？
接下来就是老生常谈的争议声。
1993年，《人民日报》就刊文《海外华人的圣诞困惑》，质疑“为什么……佛陀、孔子、老子、张道陵等人的生日就不是‘圣诞’？”2006年刊文《年轻人为何热衷圣诞节》，对“一些人对圣诞节热衷，而对自己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有所冷淡”的现象“感到忧心”。2015年刊文《过洋节带给我们的思考》，号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节日”。
我们的邻居韩国就很适合给我们“抄作业”。当韩国人在全球大搞文化输出时，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韩国就是一个文化主体性丧失严重的国家，他们输出的文化产品大多是对西方文化的缝合，就连美食也是炸鸡啤酒和靠午餐肉撑场面的部队锅。
这样的文化输出究竟是让韩国变成了世界文化消费的打工仔还是引领者，恐怕还很难说。具体到我们身上，想让年轻人回归传统节日，可能就得重构主体文化的吸引力，让过年不再只有空洞庸俗的一句“恭喜发财”。
洋节营销不是洋节的重点
长久以来，“洋节是商家营销的手段”这种说法甚嚣尘上。中国老百姓喜欢说话说一半，从事实出发，洋节是商家营销的手段不假，只不过这种营销手段似乎很少奏效。
在英国，从2007年开始，百货商店John Lewis每年圣诞节都会发布圣诞广告大片，包括英国国宝级歌手Elton John等大牌明星经常出演。这也带动了很多国际知名品牌拍摄圣诞广告大片的风潮，苹果、可口可乐、迪士尼、LV都未能免俗。
这些广告大片都与产品关联不大，要么是温馨的家庭故事，要么是讲述人物成长，都是在烘托圣诞节的节日气氛，并无太多的植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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