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厂，回不了乡

春节前几天，曾在百度、网易等互联网大厂工作过的Jenny收拾好行李，退掉了自己在回龙观租了几年的房子，准备回到重庆老家过春节，节后不再回来。

回到重庆，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叫她小花，只因她的名字里有一个“花”字。“在北京工作这些年，大家要是叫小花我会不喜欢，觉得Jenny才是我，后来慢慢发现，Jenny只是我的保护色，小花才是我的底色。北京的房价是重庆的好几倍，要留下来不太可能，但是回重庆工作买房就比较轻松。”

春节之后，小花将前往一家重庆的车企工作，虽然待遇比以前低了不少，但是相比同龄人待遇仍然不错，她比较满意。

去年大学毕业后，经过不断面试和淘汰，薛娇最终如愿以偿进入了一家互联网大厂——美团。每年，都有很多像薛娇这样的年轻人挤破脑袋也想要进入这些公司。

过去这些年，大厂不仅吸引了一批批从985、211等国内优秀大学毕业生、海归蜂拥而入，也让许多普通学校的学生以能进入其中工作而被同龄人羡慕。同时，传统行业许多公司也以这些互联网大厂作为风向标和学习的榜样。

一时间，这些大厂装着一群群年轻的精英，瞬间又成为一个区分人与人差距的分界线。

最近几年，互联网行业的坏消息变多，同时，离开大厂的年轻人也随之增加。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散发着对互联网行业的痛苦、焦虑，其中多来自这些大厂人。

一年大厂经历，并不如在学校时想象的那般满意，薛娇渐渐动了离开的念想。她告诉光子星球，自己和男友已经决定好了，再坚持到今年六月，就从美团辞职去国外念书，以后不打算回来了。

“早点在大厂赚到买房的钱，然后Fire、跳槽去不加班的外企。”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

大厂渐渐祛魅， 内卷、裁员、躺平、咸鱼、佛系成为离开大厂种种原因的关键词，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迫不得已。

拒绝当工具人

对于互联网大厂，王淼早已祛魅。在他眼中，这些高大上的互联网大厂某些方面跟传统的流水线工厂并无甚区别。

十年前，王淼到某电商大厂实习。回想起第一天中午，当他坐在公司餐厅吃饭时，静静地感受周边环境，从里面看外面街道的行人车辆像蚂蚁一样小，有种俯瞰众生的感觉。到了饭点，人们鱼贯而出，在这座大厦四散开来，好不热闹。

十年后，再次路过，看着对街那座熟悉的大厦，透过玻璃看到人们忙碌的身影依旧，甚至更多，王淼早已没有了什么感觉。

从这里离职已满一年，他谈起曾经工作十年的公司，感情复杂。

“虽然不是这个时代里最幸运的1%，至少也是前20%，命运把我放在这前20%的位置上，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在这里他付出了十年青春，挥洒自己的热情，也赚到了足够多的钱。现在回到自己的家乡扬州，电商已经成为他的副业，生活还算惬意。

互联网行业光速进步，大厂的发展，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很多切实的改变，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对于王淼而言，一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能用十年时间，攒下一笔钱，尝试另外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已经足够幸运。

互联网大厂带给普通人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但相比国外同类型公司，对个人的损耗太大。他用“社畜”来形容自己十年大厂生活，每天像工具一样，忍着，熬着。

在他看来，西方式的后工业时代，人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工作的意义感逐渐缺失，职场倦怠难以解决，而资本的过度扩张，让原本过细的现代化分工带来更重的职场病，而这在互联网大厂中尤为严重。

夜以继日的熬夜加班，上级的pua，职场的冷暴力，十年里他几乎什么都经历过了。

与王淼同期进来的同事，大多早已升职，剩下的三两个也在前几年纷纷晋升，唯独他还停留在原地。关键是自己的绩效也挺好，十年里他已经想通了，归根结底在于自己与庞杂的官僚体系不匹配。

“虽然自称为自由创新，互联网大厂们并没能摆脱传统的唯上与官僚。”

在他看来，与硅谷相比，国内所谓的互联网科技企业，科技含量不高，加之整个环境创新氛围不浓，很多人进去都是“拧螺丝去了”。

一位手机大厂员工也有如此感受。他用“面试造火箭，入职拧螺丝”来概括自己的大厂职业落差。搬砖、螺丝钉、工具人也成为很多大厂人的自我调侃。

入职拧螺丝这一特质从“互联网搞35岁优化”便可以体现。

“互联网在风口上，开得起薪水，公司自然要招最优秀的人，但是大部分活儿专科生也能干，并不需要招那么多优秀的人。”王淼认为，一个单一经济体需要的互联网行业从业者是有限的，因为有所谓的人口红利，所以就搞35岁辞退。

资本运作下，大厂为高速运转，永远需要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进来，团队极速膨胀。阿里巴巴已有超过10万员工，腾讯约有10万人，互联网新贵字节跳动的员工总数在2020年里从 6 万蹿到近 10 万，而京东集团的员工数更是已经超过了30万。

在人员膨胀之下，就出现把人当工具的现象。对于大厂最常见的996，许多人习以为常，但王淼认为60%的加班是无意义内耗。

对于前段时间企业微信高强度加班领导层被怼的新闻，王淼认为这些微小的力量并不能改变什么，犹如朝向大海里扔出的一颗石子，泛不起一点涟漪。

“为了表演加班而加班，时间全被浪费掉了，没有任何正向产出，更多是为了讨好各级领导，或者附和所谓的集体主义。”

在他看来，大厂人员严重膨胀，浪费了不少高端人力，这些人原本可以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逃离之路

虽然并没有王淼这样深刻的经历和透彻的理解，一部分年轻人感受到不适，早早离开。

站在大厂门外，那一栋栋大楼里的人们是光鲜亮丽的。接到offer时，薛娇激动了好几天，直到真正体验了里面的生活，才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每天最焦虑的是日会，你要在日会上说明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如果今天没什么进度的话，到了第二天的日会，就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对于刚工作的薛娇来说，焦虑来自这些小细节，日会、周报，让她时刻感受到被push，领导催进度很凶，而周围的同事都非常努力，自己必须同样如此才能像一个团队。

公司有绩效考核与末位淘汰，部门里每个人都非常紧张，没人敢放松。领导都很有忧患意识，希望主管的部门在较短时间内可以有更多的产出，这样绩效看起来就会更好。

“大家都希望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一个看得见的效果。”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一定要做快一点不能落下，同时，大家还都希望无论是合作还是对接的人也能同样高效，从而不影响自己的进度。

薛娇是做算法研发的，除了领导，还有产品经理催进度。

北京太大，生活成本非常高，为节省，她很多同事都租住在离公司很远的地方。一位同事告诉她，自己每天早上要坐两个小时的地铁来上班，下班回到家已经十点了，笑称连取快递的时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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